今年4月，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和癌症生物系讲席教授王小凡应邀回国，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清华大学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改革创新，奋勇争先。”他深受鼓舞：“国家对大学发展非常重视，现在是到了具体探讨如何将大学真正办成世界一流的时候了。”

 

王小凡认为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国内高等教育还存在严重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光是能够做出前沿性、开创性的研究，同时也要培养出一批能够在各个行业领军的人才。现在国家对高校科研活动投入很大，引进了许多优秀人才，做出了一批一流的研究成果。但从教育这个大学的首要任务上讲问题还很多，教育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按师资力量设置专业招生，而不是按社会需求；招来的学生从头到尾按一个模子塑造，基本上没有以人为本、从育人的角度出发来培养人才，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中央重视这个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应该一齐来将事情做好。”

 

 

2010年8月，作为国际评估委员会主席，王小凡主持参加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的国际评估；今年4月回国时，他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浙江大学等院校的学生座谈，进一步了解到一些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国内大学教育的现状令他担忧。

 

王小凡非常吃惊地发现，国内目前的大学本科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程度，30多年了，尽管大学里建了许多新楼，引进了新教授，使用英文教材或用英文讲学，但大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还是延续当初计划经济的培训方式，没有考虑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以及如何发挥一个学生的聪明才智、兴趣爱好特长。实际上，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到上了大学后，才开始慢慢发现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有哪些方面的特长、能做好什么，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给他们发挥的余地，反而在许多方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王小凡觉得首先应从制度上放松，学生进来时就不应该在专业上把他们限得那么死。“这个问题我觉得非改不可，比如说允许学生在第三年级时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新方向，课程方面的要求也应该放松，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选修其他方面的课程，包括经济、人文、哲学方面的，让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好的准备和打算。对于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培养，通识教育为主的本科教育要与专业教育为主的研究生教育相结合。”

 

王小凡发现，一些高校虽然设有按大类招生、淡化专业的院系，比如北大的元培学院，学生在低年级学习通识课程，原则上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择专业。然而，当学生选专业时，却经常面临着繁重的专业必修课的压力，从而导致他们不能真正自由地选择专业。另一方面，尽管北大、清华等学校目前也允许学生转专业，但学生们在转专业之后，以前修的很多学分不算数，需要赶修新专业要求的课程，压力很大。结果造成有的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但也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学下去，否则不能如期毕业。“这种计划经济模式的培养方式，在管理上可能容易一些，但对学生的发展、创造力的培养都有严重问题。我觉得这可以改，一是不要太早定专业，二是专业课不要压得太多，给学生一定的自由度，这样转专业后，他才缓得过劲儿来。”

 

即使是院系专业课，王小凡认为学院也应该增加课程选择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他发现，很多学校的专业课中，大约70%以上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的种类和选择较少。比如北大生科院目前有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两大专业，但两专业占60%以上的课程基本上没有区别，失去了设置两个不同专业的意义。如想将来去生物制药工业方向发展的学生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更相关、有用的知识和训练。

 

今天，在中国的大学，大学生80%以上的时间都花在专业课和其他必修课上，没有太多的选择。“世界发展很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高级的人才主要来自研究生院，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以通才教育为主、专业教育为辅的模式。必须要改变一个大学或学院根据师资力量来招生、设置课程的现象。”

 

他以杜克大学为例介绍说，学生们进大学后，基本上是在第二学年下半年才确定专业，也就是说进大学一年多，修了各方面的课，对自己的爱好、发展方向有了一定认识，才开始选择。专业课程至多占总课程的60%～70%，学校要求有30%的学分必须在专业以外的四个不同领域获得，这是强制性要求学生进入不同的知识领域，拓展他们的视野，为将来向其他领域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

 

另外，在杜克大学，除了课程选择比较灵活，对于特殊人才的培养，学校还允许学生自己创建一个全新的专业。如果学生对某个跨学科的方向感兴趣而学校却没有设立相对应的专业，学生仍可以按照个人兴趣选修不同专业的课程，同时和教授委员会的教授们积极交流，经过委员会审核通过便可以授予新专业的学位。

 

 

 

“与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相比，清华生物学专业的学生上必修大课和实验课的时间过多，平均每周25小时，学生们基本上没有时间根据自己的兴趣探索新的知识领域；考虑到清华招收的是全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必须改革这种以灌输式授课和以记忆为基础的考试为主的教学，以确保清华的教学能真正激发年轻学生探索科学新前沿的热情、挑战目前已有的或盛行的教育模式，大规模培养未来的科学和其他领域的领袖。”

 

——2010年8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国际评估委员会在大学本科教育的评估中这样写道。

 

“我发现我们系里招收的中国学生在刚来时候修课有缺陷。哪怕是从中国顶尖大学出来的学生，也往往不能自如地写报告和演讲。所以我在安排课时，基本上是将中国学生放在学期后面作演讲报告，让他们先看看美国学生怎么作演讲。来这里一两年后，他们都能赶上去，说明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非常有创造性，（只要）真正给了他们条件，他们都能发挥出来。”

 

王小凡发现，在国内一些大学，有什么样的教授就设什么样的课程，哪怕这个课程已经过时或不需要学那么多了，仍然加上去，让学生学。“很有意思的是，一些国外回来的教授上课时按自己的方式讲，但考试时还是按着书本，这不是培养人才的途径。”

 

国际评估委员会建议：清华应重视评估课程设置，有些基础性大课是必要的，但对高年级学生应主要设置只有一二十个学生的小课。小课增加了教授与学生交流的机会，授课方式主要是提出题目让学生做研究、做报告，通过讨论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并提出自己的想法，教授进行小范围指点，这样才能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得更多。

 

除了被动型、传授型的大课外，评委会发现清华生物学教育中还存在另一个严重问题：课程重复设置、内容重复教学、教授互不通气，比如，四个不同的大课都在讲“基因转录”问题；许多生物学课程都带有学习方法的实验大课。

 

“大实验课占的时间比较多，但真正的作用不见得有那么大。因为将来要做研究的人，在三四年级时要进入一些实验室，从头到尾做一些科研题目，才能真正了解研究是怎么回事，而不是简单地学实验方法。对以后不作研究的人来说，没有必要学那么多将来用不上的基础实验，也就是说，实验课两三门就不错了，让大家了解实验科学是怎么回事（即可），过多的实验课程对学生是重复浪费。”

 

 

另外一个引起王小凡注意的问题是在国内顶尖的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往往很模糊。虽然一些学校在文件中明确提到了人才培养目标，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措施方法去实现。一个例子发生在对清华大学医学院的教学评估中。在评估中，一个现象让国际评估委员会的成员们吃惊又失望：学生在网上对每位授课老师进行评估，所有老师的评分都在90分以上。

 

王小凡表示：“这种评价结果既不合理也不真实，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出现这种评价结果，不可能所有的学生对教授都满意，不可能所有的课程都是好的。和大学生代表会面时，我问：我们非常吃惊你们对课程的评价，你们没有认真做这件事，对自己的培养也不负责。为什么？学生们讲，看到教授很辛苦，所以都给他们打90分以上的分数。

 

“我们对学生们说，你们这样做害了教授，也害了你们自己。他们虽然辛苦，但不好的地方仍然要改。（现在的情形）是传统文化中不愿意给别人提意见、怕为难别人的表现，缺乏敢说敢干的精神，缺乏专业精神，清华大学的学生，连想法都不能直言，很让人失望和担心！”

 

没有批判性的思考，对自己的专业就不会有贡献。如果一个大学希望培养的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就应该着力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负责任、有担当的工作态度，就不会出现所有学生都没有标准地说好这样的情况。

 

这个问题更严重地存在于研究生教育中。王小凡认为目前国内研究生培养仍处于“放羊”状态，学生招入后直到最后毕业时才请教授委员会答辩，中间基本上完全靠导师，导师有时间就管，没时间就不管。结果是本应系统培养逻辑思辨、分析推理能力的研究生阶段被浪费了，很多中国的博士生直到毕业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系统训练。

 

作为《生物化学期刊》的副主编，王小凡每年要审阅很多学术文章，他发现：“国内许多研究人员做的研究挺有新意，但没有提炼出其中重要的科学意义，就事论事，导致论文被拒绝，或发了个一般的论文，发出后人家一看大问题都露头了，跟着做，把金子挖出来，就出了一个影响大的论文，这是国内研究人员吃亏的地方，也是好科学家和差科学家的区别。”他认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现在研究生教育中的缺陷。

 

要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有有效的措施引导、鼓励、帮助每一个同学成长。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建立导师指导制度。事实上，一些高校已经尝试过试验性质的导师制，在本科和研究生低年级阶段指派一个教授给一个或几个同学，对选课等学业进行具体指导。但受限于教授的时间和本身限制很多的课程设置，导师制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他介绍，在杜克和美国其他大学，每个本科生入校时都会有一个教授指派为他的指导老师，对其学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咨询、进行指导。学生和教授每个学期至少要有一次会面，当学生遇到困难时，他与指导老师会有更多联系，可以通过指导老师解决具体问题。在研究生阶段，除了有指导导师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3～5人的教授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每年听取学生的进展报告，全面跟踪和培养学生：题目是不是值得往下做？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教授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一个教授，因为一个教授看问题比较片面。

 

“我认为国内研究生教育应该引进教授委员会制度，这非常重要。要把学生当做一个未来的科学家来培养，而不只是实验室的劳动力。不少研究生向我反映，特别是年轻教授给学生们的压力非常大，让学生干活出东西，却没有在科学上培养他们，教会他们怎样选择课题，批判性地分析结果和学会如何写作与交流。在这方面对教授的要求也应该加强。”

 

以目前状况看，王小凡认为国家对一些研究型重点大学的投入已经为这些学校创造了可以在教育方面进行试点性深化改革的基本条件。“比如清华、浙大、上海交大等学校已经进行了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将在校教授的评价、提升分为不同渠道系统，对这些教授在研究、教学、育人等方面均提出相应要求和考核标准。从研究经费来讲，许多以研究为主的教授已不需要为得到充足的经费而耗费大量精力，从而可以静下心来在自己的科研、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上下功夫。”

 

在具体做法上，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学教育，王小凡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1.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学院应在本科生和研究生学制及本科专业学位的要求上加大灵活性。一方面，本科生可以进校一年半至两年后再选定专业方向，或者允许学生们较自由地转专业。另一方面，对专业课和其他必修课的要求应只占学分的60%左右。另外40%的课程应以自由选择为主，鼓励有思想有建树的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社会需求来塑造自己。在专业课部分，除了一些基础性的大课定为必修课（如占专业课学分的50%～60%），也应有40%～50％的专业选修课。这样可以使转换专业、院系的学生不至于为了满足新专业的课程、学分要求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2.课程设置要进行改革，在研究型大学中应该增设小型专业课。对生物学来讲，要首先压缩课时，避免重复性内容，削减大实验课的数量。一些大基础课的讲授由于内容变化不多，可以由热心于本科教学，受学生欢迎但没有繁重科研任务的教授为主。同时，在三四年级可以增设小型专业课程，学生与教授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0:1。在这些小型课程中，学生根据教授所提题目方向，自己作相应的学习研究并在课上进行汇报。通过这样以讨论为主的学习方式，可以使学生与教授有充分的交流。这些小课应主要由科研一线的教授们讲授，以传授最新的知识，在思考方式、表达方法上指导学生。

 

3.本科同学应该有指定教授进行学业指导，每学期要定期与导师交流，从而帮助学生在满足专业课程要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兴趣，做到因材施教。课程改革后，一部分教授可以从原本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得到解放，他们可以成为导师制度的中坚力量，一个教授负责联系几个同学，从教授的角度对学生学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指导。

 

4.在研究经费较充足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单位，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要实行由至少3人组成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每年至少一次会议来指导论文和学生能力培养，从而防止目前直接由导师一人指导学生直到毕业的情况。

 

5.教学改革要完成一个教授、管理部门和学生共同参与的工程。王小凡认为，以人为本的教育，应使学生能有机会主动参与评价和教学改革，而不是被动学习。要完善网上评价课程制度。学院应定期对课程的内容、教授方式和效果进行评估、总结和改善。另外，在课程有较大变动时，学生代表可以主动参与，与教授共同讨论制定授课方案。

 

王小凡最后建议，要改变目前大学教育相对落后的状况，需要从根本上找出问题，确定具体做法，需要将高校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改革结合起来。不能单纯要求教授增加小课的数量，因为教授们的压力已经够大。可以通过评价体制的改革，让优秀的教学和杰出的研究受到同等的认可、奖赏和尊重，让擅长教学的教授将精力放在教学特别是大课教学上，让研究活跃的教授多开小课，将最新的成果和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结合起来，才会在不给教授造成过重负担的情况下，解决目前的问题。

 

《科学时报》 (2011-06-02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