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政府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但是长期以来，科学和技术在我国经常被混为一谈，社会上大多数人也难以区分科学与技术。邹承鲁院士在1998年写给美国《科学》杂志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一文中指出，“科学”一词很少在中文中单独出现，它总是与技术连在一起，于是干脆造一个新词“科技”，而人们理解科技时往往更强调后面的“技”，而不是前面的“科”。笔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不知道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是急功近利的假创新不断产生和有市场的原因，不利于真正的创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丘小庆等人2003年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论文，描述了一个特异性抗菌工程多肽的模型。在此之前的2002年，丘小庆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得到了这项技术的专利。从论文结语判断，这是从科学上“证明概念”的工作，有可能带来一项新型抗菌素的技术应用，但达到最终产品的路程还很远。

 

然而，以从事数据采集及瞬态信号分析的技术研究起家的四川新泰克控股有限公司，在2002年与华西医院签下协议，用200万元的价格买下丘小庆的专利授权，新泰克还为“开拓生物医药工程领域”组建了一个子公司：成都阳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阳辉在其网站上宣称，“有可能在5～7年内成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全新抗菌素”的企业，该公司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获得了6项有关的专利权，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现在，新泰克公司指责丘小庆的研究成果造假，拒绝支付剩下的100万元专利转让费，原因是公司做不出东西来。（不知道那6个专利是怎么回事）如果新泰克的人读了丘小庆等人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上的论文，他们会发现论文摘要的最后一句话“这些结果提示，这类嵌和肽也许有作为针对特定细菌感染的抗生素的价值”中用的“提示”(suggest)和“也许”(may)。这样的词在科学论文中常见，因为不能预测发表的成果是否能马上成为技术产品。新泰克公司把顶多是“证明概念”的基础专利当做成熟技术产品买下来，说明他们不懂科学和技术的区别。（这场纠纷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丘小庆向记者或领导介绍成果时未再用“也许”等谦虚词汇，而是过分强调了成果的技术应用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反映出，科学和技术混淆不单单是概念的问题，还会造成盲目投资和浪费。

 

 

科学是从英文的science翻译而来的，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知识”。科学是理性地、系统地探索自然，目的是寻求真理、发现新知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往往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不可能预知所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用，其成果通过发表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得到科学界的承认，有些成果会有意想不到的应用，有些则可能永远也不能应用。

 

技术译自英文的technology，由希腊文的“艺术或技巧”和“学问”两个字根构成，technology是有关实用技艺和工业艺术的学问，研究的是知识的实际应用，目的是发明，其成果往往可以申请专利，也能在研究期刊上发表，但不一定马上能成为产品。一项发明从概念的模型或设计到形成产品，还要经过大量的技术开发工作，包括改进设计、优化制造工艺或程序等。

 

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产品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需要经过多次的循环、反馈和反复，也需要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开发三方面的科学和技术人员脚踏实地地工作，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让我们回顾一个基础科学研究的意外发现带来重要临床技术应用的例子：乙型肝炎疫苗，这是第一个用DNA重组生物技术生产的疫苗。该技术的核心是用酵母表达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它是多国研究人员几十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结晶。

 

自从20世纪40年代发现血液能传播乙型肝炎后，医学家们就开始寻找引起乙肝的病原微生物，但是花了20多年的时间仍没有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位从事内科学和生物化学研究的专家Baruch Blumberg，才改变了这种状态。那时，Blumberg在美国健康研究院(NIH)工作，他的兴趣不是肝炎，而是一个基础问题：血清抗原的遗传多态性与疾病易感性的关系。1966年初，一个偶然的发现使Blumberg和合作者们开始考虑澳大利亚抗原（现名乙肝表面抗原）与肝炎的关系。在做了更多的试验后，Blumberg等人在1966年底发表论文，提出澳大利亚抗原与急性病毒性肝炎之间有密切关系，可能通过输血传染。

 

更多的研究，包括日本科学家做的确认输血能传染澳大利亚抗原的工作，很快确定了乙肝是由与澳大利亚抗原有关的病毒引起的结论。后来，Blumberg和同事提出了用澳大利亚抗原，而不是整个病毒做疫苗的全新设想。他们于1969年10月申请了专利，于1972年1月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授予的专利权。

 

Blumberg因他的澳大利亚抗原工作获得了1976年度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演讲中说，“发现乙型肝炎与澳大利亚抗原关系的历史说明，我不可能在研究开始时就做出发现乙肝原因的计划。这一经验不支持用制定目标来指导解决生物问题的方式进行基础研究。”

 

Blumberg等人提出的用人类血液病毒的一个子单位做疫苗的想法是全新的，默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个想法对疫苗的制备有重要意义，于1971年从Blumberg所在的研究机构获得许可，开始了乙肝疫苗的应用研究。经过多年大量的研究和测试，终于研制成功从血液中提纯乙肝表面抗原制备的乙肝疫苗的产品，该疫苗能提供高于90%的乙肝免疫力，用血液生产的疫苗1981年投入使用，但是用血液不能大批生产乙肝疫苗，一是血液的来源有限，二是血液容易被其他病毒污染。

 

197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William Rutter等人提出用DNA重组技术生产乙肝表面抗原的想法，但是Rutter等人用几个细菌系统（包括大肠杆菌）做DNA重组生产乙肝表面抗原都不成功。不过，一位完全不知道乙肝疫苗工作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却帮上了忙。

 

1981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Benjamin Hall等人在《自然》周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描述了他们发明的一个用酵母生产人类蛋白的模型系统。Rutter等人马上与Hall等人合作，成功地用酵母DNA重组做出人类乙肝表面抗原蛋白。默克制药公司从此改用酵母DNA重组技术大批量生产乙肝疫苗，并于1986年获得美国药物和食品管理局（FDA）批准而投入市场。Rutter等人于1985年底向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提出了“用酵母合成人类病毒抗原”技术的专利申请，并于1988年9月获得专利权。

 

从1969年提出用乙肝表面抗原作为疫苗的设想，到1986年美国FDA批准用酵母大批量生产的乙肝疫苗投入市场，大约用了17年的时间。如果不是碰巧得到10年的酵母转录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帮助，疫苗的技术开发很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此之前，还有长达30多年的寻找乙肝病毒的科学研究。可见创新建立在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研究成果几十年的积累之上。而国内的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领导人常希望在自己任职期内出“创新”——这只能说明他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不了解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品的漫长过程。

 

国内的一些提法，比如“鼓励民间科学研究”，也是科学和技术混淆的表现。现代科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已经有500多年的积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民间科学家”很难做真正的科学。但说鼓励民间技术发明，则是正确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是民间技术发明，现在民间也可能有技术发明，比如更好的老鼠夹子。

 

笔者提议，以后不要再用“科技”这个懒惰、笼统、混淆概念的词，以便社会了解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以及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的漫长过程，从而提高识别急功近利的假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