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中文名字取自“学历史要景仰司马迁”，虽然他曾被钱锺书戏称为“失败的小说家”，其特有的“说故事”式的叙史方式也受到多方质疑，但专攻中国历史的史景迁仍不失为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一个个或是条分缕析、或是晦暗不明的故事或者片段组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中国人的著史方式除了纪传体和编年体外，有一种叫做纪事本末体的体例，就是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来记录历史的；并且连史景迁的偶像司马迁都偏好猎奇。比如在《史记·赵世家》里写到的赵盾做的那个“兆绝而后好”的梦，做梦者为赵盾本人，后世的司马迁又何从知晓？号称每一个藏书家都该有的吉本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兴衰史》，也是遵守“说故事”的基本原则。所以只要记载的是真实的人与事，方式问题只是小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还是《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的著作都是第一流的史学作品。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很吸引人，因为雍正皇帝这个人本身很惹眼。在中国的帝王中，雍正皇帝也许不是干得最好的，但却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奋的帝王。根据当时的法律，三品以上的1000多名高级官员，都有资格给雍正皇帝写密折，而他都要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意见，哪怕只是一个“阅”字，或是“知道了”这样简单的批示。根据清宫档案，雍正皇帝只有在自己生日那天才可以休息，在当皇帝的这13年时间里，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面写下的批语多达1000多万字。这个纪录在中国的皇帝中是空前绝后的，其敬业程度可想而知。

 

封建时代末期的中国习惯上被称为老大帝国，虽然它的历史页面总是被不断地刷新，但是难有真正实质性的变革发生，像是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然而，这却注定了中国历史的规律性，一朝一代的兴衰成败大抵可以分为开国、守成、凌夷、式微四个阶段。很显然，雍正皇帝正好处于守成这一阶段，事实证明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政绩颇为可观：整顿吏治、摊丁入亩、火耗归功、征服青海、治理西藏等等，有人说清朝绵延260多年的统治，雍正居功至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帝王，从他的登基、施政、驾崩，处处为流言与争议所缠绕，种种千奇百怪的政治绯闻始终伴随着他，很多谜团直到现在仍然处于未解状态。

 

明末战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八旗铁骑平定海内，按照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的说法：“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以这样少的兵力，一向被汉人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最后竟能入主中原，爱新觉罗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最为丰厚的报偿——成为之后260多年中国的主人，这本身就注定了满汉族群间潜在的巨大矛盾，进而衍生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曾静本是湖南靖州的一个落第书生——他倒是和日后洪秀全的身份颇为相似——曾静无意中读到康熙年间名儒吕留良的著作，其中有阐述夷夏之防的文句，他认为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必能“乘时反叛，为宋明复雠”。于是曾静派他的学生王熙持书往见岳钟琪，在曾静的书信里，雍正皇帝成了古今罕见的暴君，罪状有弑兄屠弟、谋父逼母、怀疑诛忠、贪财好色、性喜好杀等等，希望岳钟琪能够像他的先祖那样反抗夷狄，为汉人复仇。然而岳钟琪想必是被他的前任年羹尧的那92条大逆不道的罪名吓怕了，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审讯之后，王熙供出其师曾静的名字，并连同曾静以及其他嫌犯一起被押解到京师。

 

雍正虽然对死去的吕留良施以戮尸枭示的刑罚，但是他却无意诛杀曾静等人，他选择的方式是自我辩白，为自己洗刷凭空捏造的种种污名，此时曾静等人化身为被告身陷囹圄之中，而雍正自己则以原告身份安坐于庙堂之上。他把澄清自己、驳斥逆说的文字化为一篇篇谕旨，自己亲自选辑成册，达509页之多，共分四卷，大部分篇幅以雍正问话、曾静回话的方式构成，雍正将此书命名为《大义觉迷录》，即以儒家传统思想的“大义”来使那些误入迷途的人们有所觉悟。曾静供词的字体大小仅相当于雍正谕旨字体的一半，并且曾静在书中一直自称“弥天重犯”，《大义觉迷录》以曾静的一篇立誓改过自新的《归仁说》结束，直到此时，曾静的名字才得以重见天日。在书中，雍正说自己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那些凭空放在自己头顶上面的种种罪孽纯属子虚乌有；并且特别强调中华一体，不应以地域作为区分君主好坏的标准，极力说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性，无论华夷，都应维护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政权。

 

雍正下令将此书刻印刊行，广布天下，连当时刚入大清版图的台湾省也收到书了。对于曾静，雍正决定既不杀他，也不关他，而是宽宥其罪，还赏给他1000两银子，将他安置于湖南观风整俗使李徽的手下，他的任务是每隔两个月宣讲一次圣谕和《大义觉迷录》。

 

因为是以两个人问答的形式呈现，所以如果这本书在今天出版，作者一栏应该并排写着两个名字：爱新觉罗·胤禛、曾静。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人缘悭一面，在自己的宠臣李卫的奏折上面，雍正自己批示：“但曾静朕未便见面。”

 

这么看起来，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孰料随着雍正的暴亡，新上台的乾隆皇帝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审曾静大逆不道一案，将曾静、张熙等人一律凌迟处死，并下旨让各省督抚将《大义觉迷录》缴还礼部，统一销毁。长眠于泰陵的雍正皇帝不会想到，生前大兴文字狱的他，其精心编纂的著作竟然会是自己死后第一个被查禁的对象。

 

史景迁的叙述条理分明、张弛有度，他最后下结论说，雍正、乾隆父子两人其实都错了：雍正以为可以借助自我辩白来澄清自己，让谣言自生自灭，但他的子民却只记得了谣言而忘记了皇帝的苦心；乾隆以为把书销毁便能告慰父皇的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固执地认为他这么做，就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确有其事。

 

当时间的刻度转到1899年的时候，正像是150多年前曾静无意间发现吕留良的著作一样，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无意间发现了《大义觉迷录》的抄本，这本书在历史的巧合之中枯木逢春、回光返照，成为了足以让晚清统治者难堪的绝佳物证。

 

《科学时报》 (2011-05-26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