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南渡北归》的前两部“南渡”与“北归”出版后，近日，大结局“离别”正式面世。以详尽史料、恢弘场景构筑起来的煌煌百万字巨著《南渡北归》，也迎来了令人震撼的最强音——20世纪知识分子在南渡、北归之后，开始了悲怆大离别。

 

 

 

“傅斯年之死”、“林徽因之死”、“吴晗之死”、“曾昭抡之死”、“陈寅恪之死”……读《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的目录，就知道这将是极为沉重的一部书。大师生离死别，一个时代也就此终结。

 

《南渡北归》三部曲描述了20世纪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写起，一直写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结束，尔后直到哲学大师金岳霖死去的1984年，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在这期间，中国的学者、大师们从南渡——逃亡西南，北归——回到北京，再到离别——留守或是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

 

该书作者岳南说，第三部“离别”是新一轮的“南渡”与“北归”。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最终不得不再作抉择、忍痛离别，一部分人跟着共产党北归，一部分人跟着国民党南渡到台湾海峡，从此台湾大陆天各一方。不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刻的选择，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也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命运。

 

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随着内战爆发，携家带口，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死后备受哀荣。而陈寅恪、吴宓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如向达、汪钱、陈梦家、傅乐焕等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让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

 

岳南：“离别”是三部曲中的精华与高潮，是我最看重的一部分。我们说做作文，把开头、结尾做好了就成功了一大半。“离别”是结尾，当然我认为这一部分重要并不全因为这些，而是这一部分是为大师坎坷、悲怆的最后岁月谱写的挽歌，有着苦难之美、悲剧之美、苍凉之美，这种凄美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第一、二部中，学者、大师们所受苦难并不少，但当时的大环境即是如此，在二战的背景下，大多国家的苦难只是多和少的问题，中国并不特别。第三部的悲剧却不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当看到这些大师的离去，并不只是败给时间，败给生命本身，心中的苦闷与悲痛难以复加。

 

要做好《南渡北归》这篇“作文”，岳南对开头的重视不亚于结尾，自2003年春开始采访收集资料起，他就时刻在谋划从哪里切入这个故事。《南渡北归》三部曲人物众多，涉及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有一百多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写出一本大部头的专著来，如何找出统一的线索来贯穿全书？

 

岳南说《南渡北归》的结构借鉴了《水浒传》的创作手法。在《水浒传》中，施耐庵从史进讲到鲁智深，鲁智深遇到了林冲，林冲遇到了杨志，杨志牵扯出生辰纲，于是吴用、晁错、宋江等人陆续登场……

 

《南渡北归》三部曲中所写人物的数量上接近《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岳南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突破口，从梁思成、林徵因夫妇携全家与清华教授金岳霖逃亡开始，讲到他们在长沙遇到了李济，于是以李济为由头，牵出了逃亡之前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吴宓和校长曹云翔、教务长梅贻琦等人的故事。然后继续讲述李济的故事，直到1928年，李济在广州中山大学遇到了傅斯年。傅斯年被带了出来，这个人物相当于水浒中的宋江，是整部著作的核心人物。有了这个核心人物，其他的也就纲举目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渐次蹦跳出来。

 

岳南：《南渡北归》借鉴《水浒传》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实地考察。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都流亡到李庄郊外一个号称栗峰山庄的地方。我到那时发现这个地方是一座连绵大山，背靠长江。山庄无论是地理气势还是庞大壮观的程度，都堪与小说《水浒传》中描述的水泊梁山有一拼。而且傅斯年来到栗峰山庄后，对同仁说过：“当年宋公明与武松等人落草为寇来到了水泊梁山，我们这些读书人如今也算是落草了，不过我们不是寇，我们是一百零八条好汉，是为了打败日寇而来的。”当时我便豁然开朗，这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古典名著给予我的精神和艺术营养。

 

“大师远去”、“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很多读者在阅读了《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之后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与近年我们热烈探讨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着同样的诉求。岳南说，“离别”其实是解释了“大师远去无大师”的原因的。

 

岳南：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人们自然会受到启发，会看到历史的教训。为了写好“离别”，我在“南渡”、“北归”中作了很多铺垫。如果曾昭抡、陈梦家、吴晗、穆旦他们的晚年生活比较好的话，我是不会在前文中对他们的家族作那么多描述的。从他们家族的兴旺与他们后来的悲惨命运，特别是他们家族毁灭的对比中，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我们文化传承的血脉会断掉。在“曾昭抡之死”一节的最后，我写到“曾经盛极一时，诗书传家延绵五代之久的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随着曾昭抡、曾昭橘兄妹这两颗耀眼明星的陨落，其家族成员在大陆的声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声播四方、名扬天下的豪门世家，连同这个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消玉殒，消散殆尽，于日后的神州大地不复见矣。”穆旦家族、叶企孙家族、胡适家族等等都是如此……

 

但我们的大学要培养大师不是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梦想，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有过大师，就有过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那时他们住的是茅草房，吃不饱穿不暖，时不时要躲避飞机的轰炸，但就产生了陈寅恪、饶毓泰、叶企孙等等这样的大师。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必须回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字方针上来。一个学者若无上述之精神和思想，人云亦云，或成为当权者的附庸跟班甚至奴才。不但这个学者无前途可言，整个中华民族也离灭亡不远了。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给世人的一个启示。

 

《科学时报》 (2011-05-26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