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听说“量子纠缠”的概念是本世纪初，当时在中科院物理所里，一位博士向我详细讲述了以这一理论为基础进行密码传递的可能。其时我有一篇科幻作品很想用到这一构思，于是在数年间他曾不厌其烦地为我详解了数遍。现在，他已经成为物理所的研究员，而我的小说仍未写出来。

 

如今《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纠缠之谜》的问世，让我有幸重温这一理论。读罢掩卷，颇感精彩之至。虽说本书仍无法完全解答我的诸多疑问，甚至还有一些内容我未必真能读懂，但还是认为它较为系统地理清了量子科学领域中这一部分的基本线索，并附带列举出诸多我原本知道或不知道的有趣史实。

 

上学读书的时候，曾不科学地把所学知识点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循序递进式的——由老师先分门别类地讲述各种概念，最后推导出一个集大成的完美理论，类似麦克斯韦方程大抵就是如此；还有一种则是先验列举式的——往往是一个不需要掌握推导步骤的经验公式，先将公式直接摆放出来，然后由老师一一解释其中的各项参数，一些工程公式即是如此。

 

在这里不恰当地类比一下。假如说《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纠缠之谜》属于前者，那么《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显然属于后者。叙述不同，各有千秋。对于《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来说，抓人抢眼的题目即是那个率先摆出的公式，随后作者一步步详加论证，遍历人类文明史中有关宇航、登月以及探测火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人类登天之梯上逐级上升。

 

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援引了很多科幻小说中的例子。比如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因在《太空军官候补生》中所设想的大气层减速技术，比如法国科幻先驱凡尔纳在《从地球到月球》中所描述的登月地现已成为佛罗里达航天中心；而英国科幻大师A.C.克拉克与宇航事业的联系更是千丝万缕——他早在1945年即写出科幻设想论文《地球外的中继》，副标题是“卫星能给出全球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详细论证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此外，克拉克还创作有利用“太阳风”作为动力的科幻名篇《太阳帆船》。而宇航学界则经常有意无意地向这些科幻前辈致敬——比如第一次执行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其指挥舱“哥伦比亚号”之名即来自《从地球到月球》中的超级大炮；2001年发射的“火星奥德赛”飞船，则取材于克拉克的《2001：太空奥德赛》；欧洲太空局则更为直接，干脆将2008年发射的自动转移飞行器命名为“凡尔纳号”。

 

《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最后的结论自然还是落在了题目上——详细论证了如何将火星改造为可供人类居住的世界；而其“红火星—绿火星—蓝火星”的比喻，则来自美国科幻作家K.S.罗宾逊创作的、蔚为壮观的“彩色火星”科幻系列。

 

在人类刚刚登陆火星时属于“红火星”时代，那里还是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随着人类引入大量植被，“绿火星”时代来临了；但人类并未满足现状，他们还在火星表面造出了大片海洋—— 一个美丽的“蓝火星”诞生了。与改造一颗行星相伴随的，是勇士们面对陌生环境的求生意志，是拓荒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纷争……这就是《红火星》（1992）、《绿火星》（1993）和《蓝火星》（1996）。这一火星系列气势磅礴，宏伟壮丽，宛若史诗，它们分别获得了科幻界的两项最高奖：雨果奖和星云奖。

 

《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纠缠之谜》和《再造一个地球——人类移民火星之路》，都隶属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芦笛曲丛书”。据说丛书的名字来自希尔伯特的学生兼传记作者、数学家外尔的那句名言：“希尔伯特这个吹笛人所吹出的甜美的芦笛声，吸引着无数老鼠跟着他投入了数学的深河。”而丛书的策划者，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像芦笛曲一样，催生出读者对科学的向往与追随。

 

为了保证丛书的严谨性与可读性，这套丛书的每一本均由一名院士与一名科普作家合作完成。其实我当初也准备参加其中一本的撰写，但由于时间等原因不得不忍痛割爱，失之交臂，甚感遗憾。

 

署名的院士作者读者大多比较熟悉，比如为公众所熟知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比如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量子光学、量子密码、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研究的郭光灿；而与之联手的那些科普作家也不同凡响，基本上都来自专业领域，专业素养和言谈举止也都各具特色。高山就是一位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博士，专业方向即为量子力学；此人颇具学者风范，坚持己见，不用手机……如此种种，总让我联想起美剧《生活大爆炸》中那些可爱的年轻科学家。而刘茜则身出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现在北京天文馆从事科普工作；而我对她最为深刻的印象，则是她对女性高跟鞋的精辟论述。

 

《科学时报》 (2011-05-26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