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现在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能否更好地融入城市，关系到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与社会和谐。

 

据统计，目前在2亿多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0%，主要以“80后”、“90后”为主，与父辈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并且融入城市社会，但他们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阻碍了他们的融入。

 

从2010年3月开始，苏州大学社会学院5名同学围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展开调查。他们选取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五个典型城市——苏州、无锡、常州、湖州、上海作为调查地域，发出问卷1530份，回收1441份（有效问卷1220份），实地访谈60人次，历时一年多，近日完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角色定位与城市融入》调查报告书，力图为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供参考。

 

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指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应的新一代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年轻的他们大多以“工人”为职业，而却逃不了因“农村户口”限制的“农民”身份和背景。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跟着父兄相继进入城市，也有的甚至出生在城市，在社会阅历、教育状况、生活期望、价值观念等问题上与上一代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强。

 

城市户口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硬件”，在此次调查中发现，高达82.7%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是农业户口，非农户口的只占到14.3%。在被问及是否有意愿将户口迁入城市时，34.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有意愿，而有39.3%表示“不想”；15.2%的个案感觉“在城市里低人一等”，27.3%的个案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快30岁的小张，到昆山市打工14年了，并已在这里结婚生子。已适应城市生活的他，“仍然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是个外来人”。谈到户口的迁移，他更多在乎的仍然是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福利，“不是特别想把户口迁到城里，因为农村户口现在有补贴、分红之类的福利，比如土地上的分红、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

 

我国当今的户籍不仅是人员管理的一个工具，也是利益分配的一条“三八线”。本次调查的指导老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明说，“人们在乎的往往不是城镇与农村户口的差异，而是捆绑在户籍上的社会福利等利益，而这些往往是他们立足城市的重要资本”。

 

社会交往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城市融入程度。调查数据显示，52.1%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工作的城市有4个以下好朋友，他们的交往圈子一般只限于工友、同事间，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甚少。

 

“他们不喜欢和我们交往，我们也不喜欢和他们交往”，被调查者中多数有这样的反应。当问及他们与本地人交往中存在的困难时，高达93.7%的个案认为，自己在与当地居民交往过程中，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是较为突出的障碍。

 

“事实上这也成为城市居民难以接纳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明教授表示，当前部分城市居民仍不能正确看待和对待外来务工人员，不论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城市居民仍把他们当做“异己”、“他族”来看待，而同时，外来务工人员也很少愿意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双方始终突破不了“城乡二元”的身份界限，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心理上的疏离。

 

 

调查发现，经济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培训不到位、劳动合同形同虚设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主要问题。

 

苏州大学此次的调查数据显示，61.7%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在1400元以上，74.2%的被调查者主要将收入花在生活消费上。参与本次调查的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董玉同学告诉记者，他在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多数人都没有食宿待遇，他们基本没有“闲钱”用于维持生活以外的消费，光是吃住的花费就能让他们成为“月光族”了，学习“充电”等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

 

调查显示，83.2%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换过工作，更有12.4%换过3次以上。在职业培训方面，有74%的人表示接受过就业指导或接受过正规的技能培训，但通过进一步的访谈，江董玉和同学们发现“所谓的‘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基本是走形式，很多人也只是当‘花钱买个证明’”。

 

“职业培训的不到位，不仅在短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改善，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他们素质的提升，不利于其获得一个生活和工作的更高平台，难以在城市中寻求长远的发展，城市融入的路也会走得更艰辛。”张明教授说。

 

同时，在调查报告中记者看到，73.6%的调查者表示签过书面劳动合同，但仍然有26.4%的劳动者权益没有保障。调查访谈的相关记录显示，即使是大部分签过书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他们的权利也只能体现于在老板起草好的合同上签字，而对合同内容没有提出修改的权利。

 

提供合法的居住证件，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保障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个象征。经调查，在农业户口占82.7%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2.8%持有居住证，69.1%持有暂住证，18.1%则没有办理此类证件。同时，高达97.6%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亲友房子或者租房住。

 

调查还显示，在社保方面，基本的社会“五险”中，被调查者每项的参保比例均不超过25%，其中享有生育保险的比例仅有6.2%。调研同学在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时了解到，“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不能够顺畅转移，对于流动性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多数情愿取得相应的现金而不是以后的保金”。

 

另外在调查中还发现，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受关注的程度也非常之高。此次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有57.2%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他们渴望子女获得平等的教育发展机会。然而，我国“分级办学，属地管理”的教育体制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后顾之忧。

 

张明教授表示，为更好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形成合力。不仅需要企业的公平对待，市民的接纳，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树立合理价值观、提升自身素质、增强竞争力十分重要。同时，也需要政府协调各方面力量，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在就业、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遭遇的差别待遇，打破 “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统筹，将“新生代农民工”从“体制外”纳入“体制内”，真正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视同一家”。

 

《科学时报》 (2011-05-17 B2 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