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桂河大桥》的名声，无疑更多来自于大卫·里恩导演的同名电影。就像流传在影评界那句名言所说：最好的战争电影都是反战的。电影《桂河大桥》刻画的英国军官为日本侵略军建造大桥，同时全力阻止大桥被本国特遣队炸毁的故事，冷峻地表现着战争带来的荒谬。影片最后桂河大桥被炸毁的碎片漂浮远去，成为战争电影的经典镜头。

 

作为小说家的皮埃尔·布尔，常年居住在东南亚的热带国家，以自由法国战士的身份参加过二战，加上被日军俘虏成为战俘、并成功越狱的经历，让他笔下关于二战的文学作品充满惊人的真实感和无所不包的细节质感。

 

而最为奇妙的，是当一个因为种种历史渊源对英国人颇为不屑的法国作家，在描写一位充满民族自豪感、绅士风度、职业自豪感的英国军人时，在笔下流露出的显而易见的不屑、调笑，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让人深思的矛盾。

 

正如译者王文融先生在译后记中所说，《桂河大桥》最简单的解读方法，是将目光专注于为日本人建设桂河大桥的尼科尔森上校等战俘，与受命破坏大桥的英国特遣队队员乔伊斯等人之间的“英国内战”。

 

从这一层面来讲，尼科尔森上校在小说前五分之一部分里和日本战俘营指挥官佐藤之间的矛盾，只能说是一段小小的铺垫。因为在战俘营，战俘与监管者之间的斗争都是艺术创作者会着力打造的篇章。只不过《桂河大桥》的特殊点在于皮埃尔·布尔笔下的斗争，并不在广大战俘如何反抗，而仅仅是集中在尼科尔森上校一个人身上。英国上校的抗争类似于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而且目的不是什么越狱或者争取人道待遇，“让日本人知道，指挥英国战俘的不是日本胜利者，是英国军官”，这份荣耀才是尼科尔森上校的唯一目的。

 

单从这种抵抗目的，习惯了东方思维的我们，多半就会为上校的死脑筋而讪笑，因为在我们的习惯里，军官与士兵同甘共苦，军官领导己方战俘与狱卒们明争暗斗才是正常的。可在尼科尔森看来，重要的不是去赢得什么，而是要维护一些被战败所剥离的东西，比如英国式的尊严和军人的荣誉。为此，他可以牺牲自己，但前提是手下士兵得跟他一样坚持尊严和荣誉，否则，他宁可去死，也宁可让士兵去死（他支持克利普顿军医让受热带病折磨的士兵重新上工地就是证据）。

 

阅读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如果不是对英国人不屑的法国作家写同样题材的小说，尼科尔森上校还会是这样一副迂腐的老绅士派头吗？答案显然不会，就像大卫·里恩执导的电影里多了一个美国人希尔兹。里恩虽然是英国人，但他最著名的大制作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桂河大桥》都是用的美国资本，于是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被加进了电影剧本。布尔作为法国人，把英国人塑造得让人哭笑不得自然也不足为奇。同理，作为在殖民时代成长起来的西方人，布尔的文字里还大量流露出对东方文明的蔑视。

 

而抛开这事关种族、文化环境的一切，透过小说线索更直接、体系更精练的故事情节，《桂河大桥》值得深思的东西远不止如此。

 

尼科尔森上校对军人荣誉、民族尊严的狂热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位老派军人对个人职业生涯寻求的一种定义。在战争中战败投降，而且是不抵抗的投降，任何一个军人都会视其为奇耻大辱。但在尼科尔森身上看不到这种屈辱感，他在那一刻思考的是怎样把腰里的左轮手枪交到日本军官手里才不会失掉大英帝国的面子。日本胜利者的残暴让他愤怒，但更不能容忍的，是手下士兵在战俘营里无所事事，丢掉了英国军人的骄傲。与之相对应的，是士兵们“听不到长官号令感到手足无措”的滑稽。于是，当尼科尔森上校作为战俘营的英军最高长官，要求士兵们造一座最好的“桂河大桥”时，士兵们无条件地服从了，即使他们谁都知道这座大桥将运着敌人的士兵去侵略，但只要能压倒无能的日本人，“对他们弃之不顾，他们便不可能前进一步”，这种优越感让小说中唯一的清醒者克利普顿军医无奈，却不得不崇拜，让尼科尔森把完美的桂河大桥当成自己职业生涯顶峰的纪念碑。

 

对此，布尔有一段文字：大桥在尼科尔森眼里是种族世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努力的具体物化象征，在工程师里夫斯眼里是他设计生涯和研究孕育出的生命，是日本军官佐藤上校对西方文明佩服的证据，是克利普顿对自己原本清醒状态的自我否定，但最终，布尔用一种热切的笔调，充满热情地反讽道：大桥将在日本指挥部的限定日期前提前完工，绝不会阻碍侵略者的征服脚步。

 

也许，尼科尔森的职业生涯因为桂河大桥的建成达到顶峰。但皮埃尔·布尔把这种军人职业生涯的巅峰，建立在为敌对方服务的前提下，这是否能简单地归结为战争造成的畸形呢？尼科尔森作为一个战争中的个体，他不以战败当俘虏为辱，反而在战俘生涯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最大满足感和荣誉感，这种心理已经跳出了普遍意义上常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骄傲，而成为一种很奇怪的个体心理，也即人生信条、职业道德、人性的光明面，这些常理下处于正面的东西，是否真的那么值得一个个体去坚持，去为之无条件的付出。

 

布尔在尼科尔森身上设下的这个疑问，无疑是一个矛盾的悖论。而在另一位主角乔伊斯身上，同样能看到类似的矛盾。乔伊斯战前是一个为“两年里节约了一斤半金属”而骄傲的制图员，生活平淡不起波澜。战争爆发，和平日子里一丝不苟的乔伊斯在战争里显露出了勇敢、灵活、坚忍、果断的军人品质。所谓时势造英雄，某些品质本就是在特殊环境下才能显示出来，这无可指摘。可是布尔用这样的文字为乔伊斯的军人品质加上了如下的定义：

 

聚光灯下的绘图纸，不可胜数的小梁图，一些棕色的长方形贴合其上，一个名称雄踞四方，无休止地用闪光的粗体字母组成一个词：“破坏”。

 

它不再熄灭。自被他的本能呼唤的那一刻起，它胜利地占有了他的头脑，他感到唯独它坚实、全面、有力，足以使他超越厌恶和他的可怜躯壳的颤抖。它如醇酒一样醉人，如鸦片一样缓解痛苦。他任其占有自己，注意不让它逃脱。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说，乔伊斯只是一个被和平日子里一丝不苟的工作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压抑得苦苦寻找爆发点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皮埃尔·布尔批判的是常态的人性，是每个人都有、只是掩藏一时的丑恶本能，这种本能和是否处于战争状态无关，只要有合适的雷管，任何时候都有爆炸的可能。

 

《桂河大桥》表现的是战争，是战争状态下的荒谬，在这个层面上，大卫·里恩的改编电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皮埃尔·布尔的小说，还隐藏着很多在正常年代也必须要思考、必须要重视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英国人打英国人”、“尼科尔森上校比佐藤更该杀”的奇怪谬论，或许显得低了一些？

 

《科学时报》 (2011-05-12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