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视角的三江源生态保护，需要重新认识藏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游牧制度变迁带来的影响，由此引发一个核心的问题：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本报记者 张林
三江源，不仅是多条河流的源头、“中华水塔”以及保护区，更是一个高寒草原生态系统。这里是草原，有着草原的生态、生活和文明——这个概念，往往被人所忽视。
藏民族的文化，不仅包括宗教、语言、美丽的服饰以及藏医药，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内容，那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藏民族文化的基础。
基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正如有学者所说，当前主流的自然生态保护方式，还是以政府行为、工程思维、投资驱动、国际模式等为主导，是一种从上到下、从外到里的外部视角和外部利益，文化特性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公众主体、综合思维、本土行动。
牧人眼中的草场退化
提起草原，人们更容易想到内蒙古草原或者新疆草原，而不是青海草原。事实上，青海草原还没有完全进入公众的视角。
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尽管针对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实施6年，并通过实施退牧还草、黑土滩综合治理等项目措施，取得了一系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局部生态有所改善、整体环境恶化的趋势仍在延续。
“过去的牧民放牧都是游牧，在上万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大游牧，有很多规矩，冬春草场与夏秋草场分得明明白白，到了固定的时间就一定要转场。”玉树州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民俗专家尼玛江才说。
从最初逐水草而居，到山地牧场的开拓，再到四季牧场，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基于气候、资源以及人类自身的原因，游牧正从单纯的空间利用演进到对时间的利用。
在牧民眼中，游牧肯定好过定牧，对草场的伤害小。过去勤快的牧人经常赶着牲畜搬家，十几天就搬一次，以至于家里连土灶都来不及搭。那时候牲畜是挑草尖吃，边吃边走。
尼玛江才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在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浪潮的时候，生态伦理的声音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在青藏高原、在藏区，这种独特的道德伦理正在发生断裂。
草原之于牧人就像土地之于农民一样重要。然而草场的变化却令人沮丧和困惑。
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三江源考察行动中，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牧民佐瓦告诉考察队员，这些年草场的确变得不好了，但肯定不是牲畜多了的原因。自从1985年遭遇的一次特大雪灾，牲畜几乎死光了，一直也没有恢复过来。国家让减畜、退牧还草，但也没看到因为牲畜减少了草就长起来了。
“牛羊的数量主要由天气和草场的状态决定，不会毫无限制地发展为‘过牧’并造成草场退化。”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当地非常具有代表性。
另一方面，牧民把采金矿、猎杀野生动物等都跟草场退化联系起来。他们认为，采金矿才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挖过金子以后的草场就像是被吸干了一样，土地都像变了颜色。”
在开矿的问题上，接受记者采访的人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在草原上开矿，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但似乎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与藏人传统中忌讳杀生和动土的观念相一致，折射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或者环境保护的思路。
基于牧民意愿的保护
“我们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钱，而是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来的人员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当“协议保护”项目在措池村进行可行性分析调查时，当地老百姓曾对该项目主要实施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如是说。
措池村地处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平均海拔4600米，属于典型的高寒草地生态系统。这里无四季之分，只有青草期和枯草期（冷暖之别）。
2006年9月，在保护国际基金会（CI）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实施的协议保护项目的支持下，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与措池村签订了保护协议，授权让措池村民在全村共2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监测巡护。
在2007年7月～11月的一份巡护记录中，野牦牛守望者协会的队员针对偷猎喜马拉雅旱獭及其他行为进行了有效制止：
7月26日，13人驾驶两辆小车猎捕喜马拉雅旱獭被制止。巡护：乡干部2名，村里5人。
9月15日，8人驾驶手扶拖拉机猎捕喜马拉雅旱獭被制止。巡护：1人，大队部出面。
……
11月20日，一小车来测绘地图。巡护：4人。
几年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野牦牛守望者协会多次制止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他们自发划定野生动物保护小区、水源保护地、禁牧区，让出野生动物迁徙通道，还开展了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现在，当地的野牦牛栖息地从之前的曲麻莱地区扩大到通天河南岸。
针对措池村的协议保护项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每年举办一届生态文化节。从2007年开始，每年的7月中下旬，在这里都能看到祭山、讲经、赛马、服饰表演、游戏等丰富的民俗活动，使本地传统文化得以集中展示。
高原生态文化节还对表现突出的野牦牛协会成员进行奖励，以体现政府对于村民保护传统文化的行为的认可。
措池村党支部书记嘎玛在前不久在京举办的“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生态重建实践论坛”上介绍，实施协议保护项目的一个成果是促成县政府出台了禁止开矿的文件。
“牧民最怕的是开矿，”嘎玛说，“牧民不愿意搬出草场，草场失去了主人，什么样破坏的人都可以进来。牧民的保护权应该持续下去。”
发出同样声音的不仅是嘎玛。玉树州玉树县甘达村党支部书记叶青告诉《科学时报》记者，退牧还草后，牧民为了保护草场而减牧减畜，甚至生态移民，但却阻止不了一些外来挖矿的人。因为牧民没有权力，无法管理自己的土地。所以国家政策应该进一步完善牧民的权力，让保护区的牧民不仅要保护生态，还要参与管理。
“要把管理草场的权利给到县里、村里，给到牧民手里。”甘达村还没有试点协议保护，叶青希望这样的项目尽快在他们村开展起来。
据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介绍，虽然移民搬迁本着自愿的原则，但对于不愿搬迁的牧民，如果愿意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也可以通过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或腾出一部分牧场，或拆除牧场围栏，扩大动物活动空间。
“还可以通过协议保护项目给牧民发巡护证，让牧民帮助政府管理保护区，了解保护区的环境和动物的变化，制止外界对保护区的干扰与破坏。”张德海对《科学时报》记者强调：“这是一种参与性更强的形式。”
据悉，协议保护模式今年将在三江源保护区进一步推广，但受每个地方情况差别较大的影响，还不能完全推开，需要继续实践总结。
游牧文化的断层
以前，牧区的人们相互比看谁家勤劳，现在则是攀比谁家的时髦产品多，比如摩托车。
高原是内地摩托车的巨大市场，有车的牧民越来越多。许多牧民用羊换摩托车或汽车，造成新的贫困。羊就好像零花钱，无论是买车、加油、维修，还是购置其他东西，缺什么就把羊卖了。
在移民村，移民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的挑战。虽然政府给每户每月500元生活费，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需要支出，而收入来源相比之下却少得可怜，因为工作机会并不多。
牧人的孩子在这里受到更好的教育，会被要求勤剪指甲、勤洗衣服，讲卫生。牧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种种外界诱惑对孩子们的影响，也让他们感到担忧。
一些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到城里跳舞、打台球，暂时远离了放牧，但却缺乏新的谋生手段和技能。
“现在不是冲突的问题，而是断层。”尼玛江才认为，以前有一套完备的民族体系，用来维系道德、伦理，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变，特别是经济体系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道德伦理已不适应。“传统的东西用不上，现代的科技、理念、方法没有及时衔接，导致一种真空状态（断层）的出现。”
在牧区，一个五口之家只要有一头牛就能勉强维持生活，因为几乎不需要什么生产成本的投入，一切取自自然。生态移民让牧民搬进城镇，他们抛弃原有的基于畜牧业形成的知识、技能和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和城镇人口相比，这些新移民在就业、创业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一切都需要资金投入，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如果不能及时跟进到位，将把他们加速推向生存能力脆弱的一环。
关于草场退化，牧民们有自己的认识。他们意识到气候变化、采矿、定居放牧对草原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但他们也迷惑不解，为什么过去牲畜数量多、草场质量高，现在牲畜在减少、草场却在退化？
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及，政府及学界也已注意到，但仍然无法准确说明。有观点认为，放牧制度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原因。
放牧制度的变迁，其实更是游牧文明的嬗变，但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调研员胡敬萍在“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生态重建实践论坛”上表示，以藏族为代表的高原游牧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确保藏族牧民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计方式，藏族游牧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
在外界及社会公众对游牧持一种惯性而又保守思维的今天，胡敬萍强调，游牧并不是一种落后、低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反，它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是一种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活方式。
《科学时报》 (2011-05-11 B3 地方 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