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我们谈汤川秀树的《现代科学与人类》时，正遇上日本的“3·11”大地震，于是我们的谈话还多多少少跑了一次题。这次拿起笔，已是一个多月之后，此时因地震引发的日本核危机的阴霾依然没有散去。

 

在这一个多月里，人们每天都能从报纸、电视、网站甚至微博中接收到大量的有关日本核事故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对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和科学解释的，也有随意夸大甚至造谣惑众的。对此，我的一个深刻体会是：科技始终是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社会事业，公众既是科技福利的享受者，也是科技风险的承担者；科技传播任何时候都不能仅限于对科技知识和方法的普及，更应将目光转向科技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并在公众和专家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面对危机，坦诚而非隐瞒和欺骗，是中止谣言并建立信任的关键。

 

■ 是的，这一个多月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地震发生的当晚，我用微博的搜寻功能看到了许多日本的即时信息，比如有博友临时召集起了日语翻译，帮助言语不通的同胞在险境求援，比如被关在二十四层电梯里的无助的人的情感宣泄和博友的精神援助。3月12日的财经频道几乎转播了一整天NHK的新闻。这些都让人很感动。在脑力烦乱地猜测事实之前，有准确信息的到来，略去了最无意义的内耗，让人直面问题本身。这应该是信息时代要教给我们的实现它意义的方式——用理性。

 

你一下子就联想到的科技传播问题，你是从施众的角度，我从受众的角度来讲我的体会吧。福岛核电站出事以后，辐射成为最担心的事情。我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位是学习大气的，一位是学习环境的，一位是学习物理的，他们每天的讨论都给予我镇定的心态。镇定不代表乐观或者悲观，但它确实是一种力量。镇定来自理智，理智来自对事实的有效掌握。我想，这是一种科学精神吧。

 

□ 准确地说，我是从受众的角度对施众的传播内容提出要求。这一想法其实并不新鲜。在英国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中，早已提到公众理解科学包括公众对科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理解。当然，他们主要是从科学家的立场出发，希望公众对科学事业给予更多的支持。站在公众的立场，既然科学家使用了纳税人的钱，就有责任向他们说明其事业的意义与影响，包括可能存在的风险。更何况，公众往往是这一风险的主要承担者。

 

福岛核危机发生之后，东京电力公司的种种表现令民众十分不满。媒体爆出东电“六宗罪”，揭露东电在此次事件中“为保资产、错过最佳时机”、“篡改数据、多次隐瞒事故”、“设备老化、超龄使用”等等恶行。其中，媒体人士所言的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日本政府监管系统与东电的同盟者关系；另一个是公众对真实信息的渴求和专家公信力的下降。这两点其实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在网络上，专家常被称为“砖家”，往往并不是指其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够专家资格，而是其话语立场遭到质疑。换句话说，在公共科技危机当中，政府、企业和科学家很容易被公众理解为利益的共同体，这便是所谓的“共谋理论”。遭遇质疑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科学技术背后的利益关系，正是后者会让公众失去安全感和确定感。

 

为此，你所说的镇定和理智，其实是很难仅仅依靠对现代科技的信任来实现的。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在面对复杂高深的科技知识时，往往是无奈的失语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传播在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方面，任重而道远。

 

■ 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科技传播，我们确实已经在努力。核事件爆发大半个月之后，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讲解核辐射的普及读物，尽管用的问答体，可你要知道，一本常规读物的出版周期是多久！除了佩服同行的敏锐和敏捷外，当然其实我自己也在经历类似的选题会。当然，这类需要突击科学知识的问题，报刊的即时性和累积效应，以及网络的互动体验，使它们的传播力量更为强大。

 

问你一个问题，面对灾难时恐惧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对理性的信任是否也是人类的本性，相信理智可以在困顿中帮助自己？恐惧，一定是第一本性。看到了日本震后事态渐渐恶化，有社员开始偷公司里的厕纸时，心情是很复杂的。情感总是站在理智之前，然而理性将赋予情感以高贵。科技传播应该是跟理性打交道的，而不是简简单单为了控制遏制以及制止情感，没有办法，恐惧是人的本能。科技传播要做的，不是转移受众的焦虑，“专家”应该做的不是将恐惧转嫁给空许的愿念，科技传播要做的，是培养起大众的理性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 此次日本核危机的爆发，的确促动了国内媒体对核知识的普及和宣传，他们所作的努力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

 

或许，你可以说对理性的信任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我们也承认树立科学精神很重要。面对危机，能帮助公众理智冷静下来，教授他们学会应对的方法，这当然是科学家和传媒的责任。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但是，我不太能明白，什么叫“理性将赋予情感以高贵”？你觉得理性和情感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分吗？你是否注意到，当理性和科学一起取得绝对权威的地位时，事情往往就走向了反面。谁是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代言人？理性和科学精神又是否有可能被曲解甚至沦为被借用的工具？人们不断被告知，科技象征着理性和进步，但它实际上却不能解决大多数的社会问题，这其中包括由它自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危机。

 

实际上我们在说两个层面的问题。从科技传播角度上讲，我强调需要传播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科技知识和方法，更包括促进公众对科技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理解。面对由科技引发的公共危机，信息的透明化和真实性是关键。信任是相互的，公众对专家如此，专家对公众同样如此，不能在潜意识中简单地将公众设定为愚昧无知的轻信者和谣言的传播者。从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说，日本核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忧患意识和长远眼光，在科技前行的道路上，不能每走一步就失去了一片家园。

 

■ 对，你在呼唤科学传播的内容应该包含科技的不确定性与人类需要为风险付出的代价。我想说的是，我理解人性中面对灾害时的恐惧，它的表达形式奇奇怪怪应有尽有，与其想方设法以隐瞒真相来换取歌舞升平，未若澄清真相和风险代价，恐惧是人性本有的和无法消除的，我们能做的是怎样去面对，这算不算理性所赋予情感的高贵呢。在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告知科技真相，无疑是正途。

 

今年的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事件25周年纪念日。25年前的事情近在眼前，日本的核危机也还正在身边。认真面对人类的未来吧，并不是每一种选择都有未来的——科技传播会点破这个严肃的情势并给予人类选择的理性。

 

《科学时报》 (2011-05-05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