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全国性菜价暴跌风波，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已趋于平息。这次菜价暴跌风波对蔬菜的保障供给给出了多重警示。

 

警示之一，最该保护的是菜农。这次菜价暴跌有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菜农已是血本无归，但超市和菜摊上的菜价却并未见大幅下降。消费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经销者心太黑，终端零售价与田头批发价的比值竟可高达十倍以上。

 

实际上，经销者获取的还是正常利润，只是因为进价太便宜，以致批零比价比正常情况下高出许多。当蔬菜供过于求，经销者依然按市场正常需求进货，生产者扔不出去的“烫山芋”只能捧在手里。经销者便宜进货后，依然按正常的流通成本加价，批零比价高达十倍以上不足为怪。

 

菜价暴跌，经销者有效地进行自我保护，消费者则得益甚少，真正受伤的是菜农。然而，菜农承受风险的能力却极小，这次菜价暴跌甚至导致个别菜农自杀。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菜农是蔬菜产业链上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最大承受者，政府在调控蔬菜市场、协调利益关系时，最需要保护的是菜农利益。

 

警示之二，不宜刻意追求不合理低菜价。这次菜价暴跌，市民获益极其有限，但却使菜农深受其害，而且还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探究这次菜价暴跌的原因，有菜农盲目跟风追涨种植因素，有气候因素，有游资前期囤积因素，也有政府政策不适当鼓励扩大蔬菜种植的因素。

 

政府调控蔬菜市场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抑制菜价暴涨，但如果在菜价调控目标上不适当地定得过低，就会采取行政措施不适当地扩大蔬菜生产规模。

 

殊不知，菜价暴跌后生产者必然会收缩生产规模，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供不应求，必然是新一轮菜价暴涨。把菜价调控定在合理水平，是走出菜价大起大落恶性循环的必要前提，这需要政府的智慧，科学地界定菜价高低的合理性，不仅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生产者、经销者的利益，还要考虑季节因素与通货膨胀因素。刻意追求不合理的低菜价，政府补贴也不堪重负，纳税人贡献的财政资金应用在刀刃上才是。

 

警示之三，尽可能减少进行应急性市场干预。有关政府部门面对这次菜价暴跌，迅速出手采取强有力的应急措施为菜农排忧解难，使矛盾得以缓解。面对变幻莫测的蔬菜市场，实在是忙了政府，涨也忙，跌也忙，但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菜价却像个猴子上窜下跳。

 

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出招驾驭菜价？蔬菜价格的涨涨落落，特别是季节性波动，应该看成是市场规律的正常表现，只要不是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应急性干预。政府调控的重点应是保障为满足健康营养和饮食文化需要的大众蔬菜基本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切实提高蔬菜生产和流通效率的长效机制，是常态下平衡供求关系的长效机制。政府只有下力气做好调控蔬菜市场的功课，建立起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才能摆脱“消防队”的角色。政府不再忙乱应急了，蔬菜市场的调控也就真正破题了。

 

警示之四，弱化蔬菜生产和流通的竞争。蔬菜是具有刚性需求的生活必需品，是与公共利益休戚相关的特殊商品，因此政府必须保障蔬菜供给、合理调控菜价，否则就要出乱子。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蔬菜的保障供给，“菜篮子”工程在中央由包括农业部、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十三个政府部门齐抓共管，在地方则实行市长负责制。在这个框架下，蔬菜的生产和流通自然纳入了政府强调控的轨道。而不少国家都有一整套综合运用立法、行政、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不同于一般商品的蔬菜生产和流通的特殊体制。

 

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国情的差异，蔬菜生产和流通体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以弱化竞争的方式平衡供求关系。单纯靠市场机制平衡供求，由于具有滞后性和破坏性，难免要付出价格急剧波动、社会资源浪费乃至社会稳定破坏等代价。因此，蔬菜供求关系的平衡，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弱化市场竞争。

 

警示之五，需要构建我国蔬菜生产和流通新体制。这次菜价暴跌表明，尽管政府频频出招，但蔬菜市场依然没有走出“少了多、多了少”的怪圈。保障蔬菜供给必须探索体制创新，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强调控下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蔬菜生产和流通的新体制。

 

我国构建蔬菜生产和流通新体制可探索这样的思路：政府充当“导演”，市场主体充当“演员”，市场机制作为演戏规则，弱化竞争、强化计划，政府与市场主体共同承担蔬菜保障供给的社会责任。这个新体制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从根据相对稳定的需求量计划安排蔬菜的生产量，到形成有序可控、成本节约的流通渠道，都要有突破性的创新。在蔬菜生产和流通新体制下，政府不是通过直接干预市场来调控市场，而是运用诸如生产计划指导、市场信息服务、价格指数编制、市场预警、直接补贴、价格基金调节、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储备收购调节、政策性保险、市场监管等立法、行政和经济手段，实现蔬菜的保障供给。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

 

《科学时报》 (2011-05-05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