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中央军委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班招收第9期学员，这一期共有8人，有李贻玉、黄奕棋、叶德胜、曹明衍、袁以辉等。学员们大都是从部队调来的，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学习困难很多，特别是英文。

 

大家利用一切时间顽强地学习，课间读，吃饭时写，课外活动时对话，熄灯后在心里默记。那时由于敌人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供应极为困难，一支铅笔写到手指夹不住了还舍不得丢掉，就破开小竹筒把它夹起来再用；一张纸写了这面写那面，写满了就用橡皮擦子擦一擦再写。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学员们就地找些细沙铺在“课桌”上，在沙子上练习写字母。从认英文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学员们硬是攻下来了。在一次英文考试后，英文老师沈毅力深情地对大家说，我虽是你们的老师，但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学到了红军战士的顽强意志。

 

记得一次上英文课，沈毅力老师在黑板上写“English”，说：“同志们，这个词的词义就是英文，读英格里识……”大家看到这些不方不正、不圆不扁、曲里拐弯的字母觉得真稀奇。课间大个子李贻玉风趣地说：“好家伙，地雷、手榴弹、刺刀都摆出来了。”大家纷纷问哪些是地雷手榴弹？他指着黑板上的q说，这家伙像地雷，指着b说，这家伙像手榴弹，f像刺刀，同学们都捧腹大笑。开始记不住单词，为了帮助记忆，大家常把读音和常见事物联系起来。把message（电报）读成“墨水汁”，把if so（如果这样）读成“医务所”，copy（抄写）读成“考你”。一次老师提问something，李贻玉记不清，他说“曹明衍”（同学名字），气得沈老师大发雷霆。

 

但是这些难不倒大家，1934年9月，苏区只剩下很少几块根据地了，形势紧张，但学习仍照常进行。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沈老师又考李贻玉。沈老师说：电报。李答：message。沈说：我这里有电报给你，请抄录。李答：Here are many message to you, please copy。沈用英文说：I have an urgent message to you, please answer at once。李马上回答：我这里有紧急电报给你，请立即回答。沈老师这时笑着说：我平时对你态度有些粗暴，你对我有意见吗？李答：当时我心里不舒服，过后明白你是好意，心情就舒坦了。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了伟大的长征，通信学校的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行军途中虽然十分疲劳，但每到宿营地，大家都抓紧时间练习收发报。在长征路上，身上连一片纸屑也没有，学员们就随着蜂鸣器发出的电码声用树枝在地上划，练习抄收。有时一人用口模仿蜂声器拍发电码，其他同志练习抄报。有的同志还互相测验英文和学过的功课，沈毅力老师和大家一起练习通报用语。刘光甫校长和曾三政委见大家学习热情这样高，曾表扬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我们红军的创举。

 

1934年12月间，队伍向五岭的最后一座大山老山界进发，正当大家紧张而愉快地学习电台技术的时候，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来到学员身边。他们看见蜂声器和大家在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很感兴趣地停步观察。周副主席得知大家是通信学校的学员后，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无线电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和悦地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临走时，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大家要刻苦学习，还说红军要发展壮大，每师每团都要有电台，大家不仅要担负无线电通信工作，还要当老师培养新的技术人员。

 

当部队挺进贵州瓮安附近的猴场时，第9期训练班的8名学员毕业了。这是红军通信学校在长征路上毕业的唯一一批学员。他们很快地充实到红军各部队的电台去工作。

 

1935年6月6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8月，红星第三大队同四方面军报务训练班合并，又恢复为通信学校。

 

当时，除中央红军通信学校外，红二、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也都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和红军通信学校一样，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通信骨干，为人民军队不断壮大通信队伍，发展和使用多种通信工具和通信手段，适应作战指挥和协同需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袁以辉 摘编整理/张莹莹）

 

《科学时报》 (2011-04-26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