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书》，马世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定价：39.00元
马世芳
1971年夏生于台北，大学时代开始在电台引介经典摇滚。写作者、广播人、music543.com站长。著有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合译《列侬回忆》等作品。马世芳的文字，往往糅合着他的青春记忆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笔端饱蘸情感，念旧伤逝之余，也能引领读者厕身历史后台，怀想曾经沧海的激情与幻灭，于同代人中独树一帜。
□本报记者 钟华
采访马世芳，是在北京南锣鼓巷一个咖啡馆里，那时候，路边的杨树才在树梢露出一点春天的讯息。听他用暖暖的磁性的声音，讲约翰·列侬，讲鲍勃·迪伦，讲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或心痛的音乐背后的故事，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很巧的是，在采访后的几天，无意中看了一场《永远的未央歌——台湾民歌嘉年华会》的现场录像。而这场为台湾民歌30年而举办的演唱会，组织者、主持人，就是马世芳的母亲陶晓清女士。3个多小时的演唱会，那些曾经听过的歌，那些没听过但却悦耳的旋律，让人听得如痴如醉。也让人有些遗憾，自己没赶上那个异彩纷呈的音乐年代，然而，幸好，还有这些暖暖的声音，愿意为我们推荐这些美好的歌曲，还有跟这声音一样温暖的文字，为我们再现那些也许曾经改变世界、改变人们心灵的歌曲背后的人与故事。
不想被贴上音乐写作的标签
《科学时报》：《昨日书》的腰封上写着这么一段话：“不要轻易打开这本书——乐音响起，时光倒流。记忆将瞬时汹涌，世界还是世界，我们却不再是我们……”这本书的出版，距你的第一部作品《地下乡愁蓝调》相隔几年的时间。几年后的你，有了些什么变化？你的文字也有所改变吗？
马世芳：《地下乡愁蓝调》是我第一次出书，里面的文字最早写于1995年。那时候我刚出大学进入社会，写东西时也不想太多，就是凭着一份傻胆在写，激情比较外露，表达的东西比较直接一点，情感浓度比较高，比较煽情。因为那时候自己的状态就是这样，一来年纪轻一点，二来写文章的时候有很多不吐不快的冲动。自然文字就会长得比较浓烈一点，色彩比较鲜艳一点。
人过了35岁，不可能跟20多岁时是一个状态。生活也不一样了，工作的经验也不一样了，人的气场也会变。写文章也是一样，不同的年龄段，面对工作生活，面对自己的憧憬、梦想，会有不一样的拿捏，对自己的认识也会不一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急着想证明自己，想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写东西也是，上世纪90年代的我才慢慢建立一个作者的身份，慢慢摸索着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方式让自己的文字透过量的累积，发展出一条怎么样的路线。从2006年出《地下乡愁蓝调》到今年出的《昨日书》，就是希望呈现出我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大概是什么样子。
《科学时报》：在《昨日书》中，除了一部分与音乐有关的文字，还有很大一部分与音乐无关的散文。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对《昨日书》是作了一个怎样的定位？
马世芳：常常被媒体朋友问到关于音乐写作、音乐散文的问题，每到这时候，我总觉得被贴了标签在额头上。我从来都觉得只有写作的问题，没有什么音乐写作的问题；只有散文的问题，没有音乐散文的问题。
《昨日书》这次就希望不要被音乐这两个字框住了，希望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一段时间的我、我的文字的样子。与《地下乡愁蓝调》一样，《昨日书》的文字能呈现出一种时代的气味，某一种作者的气场或者气质。因此，我在选编文章的时候不以文章的内容为取向，不以主题的差异来选择，而是以文字的质地，相近的就把它们放在一块，而真正的乐评一篇都没有。
十分感谢帮我编辑这本书的两岸的编辑们，这本书出来，质感真的很好，我衷心感到高兴。《昨日书》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必须要跨出这一步，整个做的过程是步步为营的，我希望每个环节是清楚的，我希望读者拿到书的时候，有种被尊敬的感觉。
对我来说写作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
《科学时报》：父亲是作家马国光，母亲是台湾著名音乐人、DJ陶晓清。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你，小时候的理想是想做一名电台DJ，还是作家？
马世芳：小时候大概做过当作家的梦吧。我很骄傲，因为父亲是个写文章的人，他的身份是作家。我从小就很熟悉作家的生活，写稿、编辑、出书、出版这些都是我童年很熟悉的名词。小时候大概觉得作家这个职业还不错，也觉得自己还蛮有才华的。我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我的志愿》，大概写自己的志愿就是当一名作家。父亲读了这篇文章，觉得事态严重，他对我说，写作是不祥的事业，他怕我这个儿子年纪小小就想要走上这条不祥之路。
多年之后，我再想想父亲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看到了创作这条路，要真的走得够深，走得够高，是非常寂寞的。因为想要看到那些无人看到的风景，注定要很寂寞。那时候的我大概无法体会，但现在好像有点能够体会到。我现在大约能放宽心，因为也知道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华。
但是，文字我是一直都很有兴趣的。从高中到大学，我对写东西这件事有不一样的认知，有一种非常虔诚的近乎偏执的热爱。大学里有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写作。但是慢慢发现随着日子过去，原来以为会一直写下去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但是对我来说，写始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师姐叶美瑶在联合时报当编辑邀我写专栏，希望我写跟摇滚有关的故事，我当然就答应了。《地下乡愁蓝调》里面的很多文章是那时候写的。那时候开始，文字是为了发表而写。我一路写下来，但我觉得我还在业余的状态里，还是觉得作者这个身份是我难以胜任的。但是业余状态不能作为偷懒的借口，还是得写。
DJ不再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科学时报》：电台对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的人来说，都曾有过音乐启蒙的作品，也成为他们生命中十分重要的记忆。但是，在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新媒体时代，电台曾经有的地位是否被取代？
马世芳：近些年，其实电台的变化非常大，听大陆一线城市的同业说，电台的业务是蒸蒸日上。我看到这些电台的规模都好大，台湾的广播行业没有这么大的排场，但是它也有它存在的意义。我觉得电台从来都不是最被看重的媒体，曾经在很多年以来，广播都是乐迷获取信息的来源。想听到真正好的音乐，得开电台听。好的DJ太重要了，他是一个引导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过一些DJ，还是会信任自己喜欢的DJ。
后来随着社群的互动和个人的迷你网络越来越发达，在媒体上这个人的角色就越来越边缘了，就朝着越来越窄化的，有特色化的方向发展。或者反过来，越来越公众化。现在的DJ，不再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但是，作为DJ我可以做什么呢？总得给听众不一样的东西，肯定还有听众不知道的事情可以跟他们分享。
广播就是一张嘴一个话筒，就这么简单。本质上，广播是一个一对一的媒体，它从来都是为了在斗室里跟你互动，陪伴你的一种媒体。我觉得其实广播还是大有可为的。但也绝对不是一个会很热闹的媒体。这些年，我除了在电台，还在大学里做一些讲座，我都会推荐一些我喜欢的歌，现在的“90后”，他们不一定有机会听到这些歌。我会放一些30年来对我有启蒙意义的音乐。每一次看台下的表情，我会知道并不是他们不喜欢，而是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音乐。你得让他们知道这些歌后面的故事，让他们进入这个时代的情景。但是大部分时间，你不用担心，他们就会被音乐吸引、感动。
《科学时报》 (2011-04-21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