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本报记者 杨新美
为纪念以赛亚·伯林作品引进十周年，近日，清华大学国学院与译林出版社联合主办了“以赛亚·伯林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据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介绍，本次研讨会历时3天，来自中国大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数十名海内外伯林研究专家，围绕“伯林与政治哲学”、“伯林与思想史”、“伯林与当代中国”三个主题展开了研讨。
而与此同时，今年，译林出版社将对《俄国思想家》、《伯林谈话录》、《反潮流》、《自由论》、《现实感》等早期引进的伯林作品进行再版。此外，《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启蒙的三个批评者》、《个人印象》三部著作也将于年内首次出版。
伯林何以独占鳌头
1998年，伯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曾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以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就此伯林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开始谈及他的“自由”概念，各种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
2001年9月，以赛亚·伯林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到国内。他的《俄国思想家》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收录在由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丛书中。近10年来，经过刘东等众多学者与译林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伯林的主要著作陆续出版了中文版。其中《俄国思想家》、《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等被列入了不同年度、不同书媒机构评选的好书榜单中。
近10多年，国内有关政治理论、政治哲学的书籍越来越多，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感叹，但像伯林这样十余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版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了。
虽然看似罗尔斯比伯林的名气大，人们也公认，上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罗尔斯；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罗尔斯的大名就已经迈向中国了，其著作《正义论》也迅速在国内翻译出版；但陈来表示，在整个学术界来看，伯林在政治哲学研究及传播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究竟伯林是凭借什么在中国“抢”了罗尔斯的风头？“西方学术的书籍以及这些书本身译文的生命，与被介绍国的文化政治生态有关系。”陈来解释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更强调的是公正、公平，而该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并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中国学术界介绍西方的思想家，在每个时期的都有不同的重心。如上世纪80年代，因为涉及现代化的问题，重心在美国。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伯林所谈论的对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补充反思，成了大家重视的课题。
“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终其一生，伯林从未踏上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甚至从未涉猎过中国的问题。他可能不会想到，在这个国家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研讨着他的理论。在会上，历史学者姚大力表示，伯林不了解中国，但他的思想遗产对我们解决中国问题仍有启发。
一本《苏联的心灵》让伯林的名字在国内出版界刮起了一阵飓风。“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中国图书商报》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世纪》周刊2010年度书单（年度最具阅读价值的好书）等榜单上纷纷写着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
但是读过伯林的作品或许会萌生这种感受——“伯林不是特别深刻的思想家”。无论是从论述体系的精密程度，对问题掌握的深刻程度，抑或是其现实上得出的结果，或许你会感叹，他比不上罗尔斯。
“但伯林这种思想家有一特色，即有很强的现实感。”台湾著名学者钱永祥说。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逻辑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很多是说在现有的人性、现有的历史条件、现有的客观环境之下，人们应该怎么想事情、看事情。
从《自由论》、《伯林谈话录》、《苏联的心灵》这些著作中，你会发现，伯林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家。他总是以一贯温和的姿态，坚持倡导价值多元主义，主张人类目的的多样性和个人选择的开放性，质疑一切意识形态教条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反对以任何绝对真理和终极目的的名义对人实行操纵、贬抑和强制，并努力让理性回归增进人类自我理解和道德尊严轨道。而他的这些个人特色，与他的身份是紧密相联的。
除了有政治哲学家的“帽子”外，伯林还被看做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的思想家。知道伯林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曾在俄罗斯短暂生活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因为担心遭受斯大林迫害，而跑到了英国，并长期在英国生活。刘东说，这一切经历使他拥有多重身份，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主义者。
半个多世纪前，伯林以其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创造性阐发，重新激活了英美世界对于政治思想的兴趣，复兴了自由主义论争；而他对于自由概念历史渊源的梳理，对于与启蒙运动相伴随的“反潮流”的挖掘，也使得思想史研究变得引人注目并充满乐趣。因此刘东认为，真正了解整个西方当代哲学的态度是从阅读伯林的著作开始的，从中可以理解罗尔斯等很多人的思想，“伯林刺激了我们的阅读”。
1980年，伯林的文章《历史是科学吗》第一次被钱永祥翻译，并在台湾出版。当时伯林的文字给钱永祥留下的一个深刻体会，即其文章非常啰唆。他说：“如果说罗尔斯是分析哲学的学院派哲学家，那伯林就是一个著名的对话者，他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所以他的文章很不好译。”
尽管伯林的作品啰唆，但钱永祥同时指出，伯林的写作风格、谈思想的方式，中国人应该会觉得亲近。“中国人读罗尔斯会读得非常苦。”钱永祥说，因为罗尔斯用纯粹分析哲学式的作论证，阐述概念之间关系的论证方式，而中国人比较看重思想给自己的感受，及寻找自己与新思想的契合点。
《科学时报》 (2011-3-24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