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暨南大学秋野社成员合影。
□车琳
如果没有读过暨南大学的历史，都不会明白这所学校为何以如此生辟的字为校名，更不会了解“暨南”二字所承载的历史沧桑。作为一所以文科见长的百年名校，纵使经历了三起三落，五次迁校，文学的传统仍在这坎坷的历史中积淀下来。
曾经在暨南历史上留下足迹的文学社团不胜枚举，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最轰动一时的，莫过于“真茹”时期的秋野社。
秋野，莘莘学子叹凋零
19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任命郑洪年接任校长。他到职之后，将国立暨南学校改组、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他提出，将暨南扩充为三部鼎立、六院具备的华侨最高学府，要传授学生以“世界高深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郑先生履任后，锐意建设，延揽名师俊彦，务使弦歌不辍。科学馆、莲韬馆、尚节亭、致远堂、附中、附小、农场等，次第完成，使暨南成为规模完备的著名大学。
经过改组后的暨南大学，学术空气大为加强，不仅学校延聘的教授中有不少进步学者和有成就的专家，还以举行特约讲座的名义邀请社会名流作学术演讲，因而在暨南讲坛上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
秋野社的“秋野”二字来源于李贺的《南山田中行》：“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李贺的家乡本是一个山水缭绕、风光绮丽的丘陵地区。但唐朝后期，赋税繁重，田园荒芜，乡村凋敝。这首诗就是通过描绘南山秋夜田野的荒凉来反映这种农村凋敝景象的。
引用这首诗来作社名，正反映出暨南学子对政局动荡、百姓生活涂炭的深深忧虑。暨南大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它的命运就和社会的变迁紧紧连在一起，而当年的暨南学子，侨生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心更是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自小，他们就从祖辈的口中聆听着关于祖国的点点滴滴，当他们踏上这块陌生但与之血肉相连的土地，亲眼目睹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目睹了那些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现实，对祖国积蓄多年的热爱令他们迸发出无法遏止的悲壮激情，这是暨南学子的动力源泉，也正是暨南侨生的可贵之处。
鲁迅，心系侨生勤关怀
《秋野》是秋野社创办的同名文学月刊，由学校出版课负责出版，由开明书店印刷发行。梁实秋、夏丐尊、顾仲彝等先生都在《秋野》上大写文章。这本杂志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获得永安堂东家胡文虎的资金支持。《秋野》每期的封底都有永安堂良药的广告，因此也引来鲁迅的调侃说：“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鲁迅对秋野社的关注也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秋野》最早引起世人关注正是得益于鲁迅。1927年12月21日，鲁迅受秋野社的邀请到暨大演讲，秋野社社员章铁民将演讲的内容记录下来，发表在1928年1月1日出版的第三期《秋野》上。鲁迅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唯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这篇文章对文艺家、革命家、政治家微妙关系的精辟论述，几十年来无出其右，成为了鲁迅后来很有名的作品。
暨南大学在上海办学时期，鲁迅先后到暨大作过三次演讲，和当时在暨大任教的多位学者都有往来，如曹聚仁、夏丏尊、郑振铎、林语堂、刘肖愚、汪静之、章衣萍、章铁民等。鲁迅1928~1936年的日记，就有23处提及在暨大附中任历史教员的刘肖愚，对当时任暨大附中国文教员的诗人汪静之，鲁迅日记也有3处记载。
由于“秋野社”成员多是侨生，他们在《秋野》上发表了不少充满异域情调的习作，鲁迅对此十分留意，对该刊每期必读，对他们予以热情扶持。鲁迅和“秋野社”的主要成员也一直过往甚密。1926年秋，鲁迅去厦门时，秋野社的陈翔冰与郑吐飞联袂转学厦门大学。鲁迅离开厦大到广州，他们才于1927年下半年同返上海，复学暨大，进入文学院西洋文学系，与鲁迅还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络。由此可见他们对鲁迅仰慕之深，也可见鲁迅对暨南侨生影响之大。
鲁迅还与暨大台湾学生张秀哲等保持联系，在日记中就曾经记述了1927年2月至3月间两人交往的情况。张秀哲是外交领事专科的学生，他翻译出版的日本作家浅利顺次郎的《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就是由鲁迅作序的。
文坛，侨校特色放光彩
从表面看来，《秋野》就如同那个年代许多高校都有的学生出版物一样，并无特别之处，但事实上，暨南大学的侨校特色赋予了这本刊物特殊的价值。秋野社的社员多以南洋的侨生为主，其独有的南洋文学特色，使这一份原本普通的社刊在中国文坛的发展中产生了更深远的意义。
在第二卷第四期的《秋野》，陈翔冰发表了一篇《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提倡南洋文学，呼吁中国文坛不要忽视它们的存在。陈翔冰极力主张南洋各地的作者以及旅沪的南洋文艺青年，应以居留地的社会背景、地方色彩、生活形态、各地华人迥异的意识形态为子题材创作，使写出的作品令人一读便知是与中国文学不同的南洋文学，但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流派。当地的华人作者便有责任替中国文学开辟一条新途径，建设海外的中国文学。
陈翔冰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秋野社内还掀起了一场南洋华裔文学是否属于中国文学支流的大讨论，而讨论的直接结果就是，《秋野》的地方特色开始彰显，发表了不少充满异域情调的作品，诸如诗歌《缅甸泼水节》、《马来情歌》，小说《橡园的玫瑰》、《阿逑哥》，散文《什么是东方文明？》、《暮云杂事》等等。这些文章无论其内容和思想感情都孕育着南洋风情，被称之为“南洋文学”。当年上海第一流的文艺杂志和副刊都竞相转载这类作品。每期的《秋野》都给各地的报馆寄赠一份。槟城《南洋时报》的副刊对其进行了选载，这对于一个学生社刊来说已是莫大的殊荣。
上世纪20年代末，各高校的文学社团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也发表过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但能够形成一种独特文学流派的莫过于暨南秋野社。这也是南洋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而暨南园，正是让这团星星之火得以燎原的沃土。
暨南校园中来自日本占领之下的台湾籍学生也有加入秋野社的，如杨浩然、林华光等，他们在中文系读书期间，由于日文基础好，中文又有长足的进步，就在翻译日文小说方面下功夫。杨浩然将横光刊一的《新郎的感想》、《拿破仑的轮廓》译成中文，林华光将片关铁真的《标致的尼姑》、川端康成的一些短篇小说译成中文，发表在《秋野》上，也让秋野社和这份月刊声名鹊起。这些被称为“新感觉派”的日本文学作品，还是由他们首次传播到中国，而秋野社，无疑成为了这一流派在中国的鼻祖。过了四五年，穆时英、刘呐鸥、黑婴辈才以新感觉派的姿态崛起中国文坛。
《科学时报》 (2011-3-22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