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描述清楚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琢磨不透的脾气”，可她却始终没明白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种民族性格和文化。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第三版）中给出了理性的解释。

 

 

 

《暧昧的日本人》是一本全方面深刻解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15年来修订了三版。

 

上世纪80年代末，李兆忠来到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待就是4年。其间当过清扫工、侍应生、售货员，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4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暧昧的日本人》的诞生埋下伏笔。”李兆忠在序言中写道。

 

1993年春，李兆忠带着十几箱日文书回国，开始反刍4年的东瀛生活。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对日本的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随后他陆续写出了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1998年，在这些随笔基础上，他创作出了《暧昧的日本人》，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转折的重要关头，金城出版社再版此书，并于次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繁体字版。

 

李兆忠坦言，初版《暧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版《暧昧的日本人》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第三版中，则可看做精华浓缩版。

 

《暧昧的日本人》第二次再版后，5年期间他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他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因此在第三版时，再次对全书进行大幅度精简，并在第19章中剖析了日本文化的孤立性及其带来的困境，对其民族性作出了深刻阐释。

 

上海作协成员李伟长说，每一次修订都是进一步的丰富，都加入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由宏观至微观的深入、扩散，是我们了解日本文化特点的一把钥匙。

 

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郁达夫写著的留日文章让我们“瞥”了一眼日本人，而如今国内有关剖析日本的书籍不胜枚举，却让读者眼花缭乱。但提到此类书籍，就绕不开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曾风靡中国的却在日本横遭封杀的《丑陋的日本人》，以及这本《暧昧的日本人》，它们从不同角度让我们看清这个复杂的民族。

 

众所周知，《菊与刀》是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本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作。二战后期，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对是否进攻日本本土、是否投放原子弹和占领日本后是否保留天皇，无法作出决断，因此委托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的研究提供对日本政策的依据。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写出了《菊与刀》一书。

 

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对于日本人这种矛盾，李兆忠借用了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所作的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中“暧昧”一词，来比喻日本民族性格的复杂性。

 

《菊与刀》、《暧昧的日本人》两本书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从日本人生活方式和典型事件着手。但李兆忠说，《菊与刀》中所有的分析都基于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自己在写书时注重结合自己对日本人及其生活背景的切身感受和体会。

 

为破解“暧昧”之谜，从大至阴云笼罩的“二战”50周年祭、靖国神社、外交事宜，小到塌塌米、晨浴、相扑、茶道、名片、敬语、狗文化乃至大小便规则等，李兆忠都对其逐一作了描述和剖析。你能从日本广受欢迎的民间故事《桃太郎》中，看到桃太郎精神就是日本深层文化精神的基础；你能看到天皇在日本只是形同虚设，只是凝聚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的纽带；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以“神国”自诩的民族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艰深的学术问题在李兆忠笔下的一个个故事里变得通俗易懂。

 

曾轰动一时的《丑陋的日本人》是抨击日本人国民劣根性的小册子，与其不同的是，李兆忠在撰写《暧昧的日本人》时更多是持着理性态度去看待日本民族及其文化。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是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在本尼迪克特这位人类学家笔下的晦涩文字，或许难以明白日本人的矛盾，而李兆忠轻松幽默的笔触则让我们对此一目了然。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人被侵略者征服后的态度。在日本的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久里滨，有一座以佩利命名的公园（这位“佩利”，是150年前率军舰到日本进行武力要挟的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公园内所设的纪念馆里陈列着当时的各种实物、文件和出版物，形象地记录了黑船压境，幕府惊慌失措，被迫开国的历史。此外，在当年黑船登陆的地方，还巍然耸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利上陆纪念碑”。这座公园里，每年都要举行民间自发的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如今已变成一种风俗性的民间节日。

 

“有趣的是，在一些表演节目中，那位用坚船利炮敲开日本大门、迫使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入侵者佩利被塑造成了不折不扣的英雄，而日本人自己却扮演成可笑滑稽的角色。”李兆忠说。

 

这种事情在日本历史并非绝无仅有。“二战战败后，尽管广岛和长崎上空恐怖的蘑菇云还未散尽，可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态度却是友好殷勤的。”李兆忠说。而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如此描述：美国人即使单身坐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们在那里受到曾是国家主义的地方官员彬彬有礼的接待，从未发生过一次报复事件。美国军用吉普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在路旁高喊“Hello”和“Good-bye”，母亲们把着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手……甚至日本人马上称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恩人之帅”。

 

而自相矛盾的还不仅如此。如日本的教育机构发现，日本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公司的社员都是内向沉默、不擅交往、不善于自我表现，于是一方面大力提倡纪律、强调服从的同时，却又时不时地呼吁个性；学习能力强、勤奋努力的日本人却始终学不好英语；日本人总喊着国际化，却始终生活在岛国；出国旅游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开的旅店，只和日本旅游公司打交道，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消费，即使到了国外，在人家的土地上，日元依然在日本人圈子里流通；为什么科技发达的日本，“神国观念”却依然幽灵般缠着日本人……

 

“实际上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和根本利益，它从来不暧昧，不含糊，而是清晰到极致。”李兆忠说，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脱欧入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

 

《科学时报》 (2011-3-10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