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往往突然冒出某位大胆的考生在作文时竟全都用上了文言，而且是那样地明白晓畅，文采飞扬，不由得让阅卷的老师拍案叫绝。但那是当作新闻来报道的，中学里依然是不提倡写文言文的。事实也是，“崇白话而废文言”久矣，如今的绝大多数学生早已不具备驾驭这种语言的能力。近日媒体报道，山西省汾酒集团公益基金会联合新浪网，已于今年3月1日起，开始了“全球华人华裔文言文大赛”。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基本都是古人以文言文的形式记载并留存下来的，离开文言文就不能准确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而当今国人对文言文的认识和应用却严重缺失。正是基于完整、准确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希望通过运用文言文描述当代生活这一征文活动，对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借此引起社会各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对这一则信息，笔者最先感觉到的便是欣幸。

 

张中行先生在《文言与白话》一文中说：“文言和白话，实物是古已有之，名称却是近几十年才流行的。”其实这两者都是书面语，不同的是“文言，意思是只见之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白话，白是说，话是所说，总的意思是口说的语言”。可见，与口语的亲疏远近是文言和白话之间的最大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因此可以说，“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压缩”格式，古人所有的精思妙想，全化作了这微言大义。久而久之，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已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事实上，作为中国古代最为主要的一种书面语言，文言文也正是现代汉语的源头之所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断言“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从1918年起，《新青年》内所有文章都改用白话文，《新潮》、《星期评论》等也紧随其后，终使白话文蔚然成风。1920年9月，当时的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当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至此，白话文取得了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也走上了以白话文写作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其实这些“我手写我口”的最初的白话文是一种欧式语法的白话文，当时一般的平民并不懂，读这种白话文作品对他们来说总有拗口和词不达意之感。但白话文终究是风行了起来，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广义文化的受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时又使传统文化的直接受众越来越少，甚至连起码的传承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其实，“……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鲁迅这句见于《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的话，再明白不过地点出了文言文与白话文仅仅是形式的不同而已。但国人向来是好走极端的，一通“打倒”、“砸烂”之后，虽不至于荡然无存，但难以为继确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好在一种文化既历经千年就总有其遒劲之处，也更有一些文化先贤“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执也时时在给着我们有益的启示。

 

到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就当是文言文的复兴。在某些特定语境中部分恢复文言，可能有利于保持中国人的庄严感、体现中国文化的深刻性。2007年，《光明日报》推出“百城赋”，就表明了国家对待文言文复兴的态度。事实上，对文言诗词的写作和欣赏，也始终深深地植根于普通人的文化心理和习尚之中。

 

据悉，“全球华人华裔文言文大赛”自开赛以来，已是应者踊跃，连郭敬明也在其微博上晒出了“我的古文意境新作《岁景》”，并感慨道：“现在网络流行语很多，一会儿火星文，一会儿神马文的，反倒是真正中文古典文字的美，没有什么人关注……”据说这次征文比赛最终将评选出10名获奖者，分为“辛卯状元”1名、“辛卯榜眼”1名、“辛卯探花”1名，优胜者7名，看来确实是古意盎然，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值得关注。

 

《科学时报》 (2011-3-10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