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东 1962年1月生，1982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九五九七二部队工作，历任基地靶标试验站助理工程师，总体室副主任、主任，站副总工程师，副站长，基地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务。

 

现任空军某基地第一试验训练区司令员兼高级工程师，空军大校军衔。目前为基地总体专业学科带头人，负责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和各项试验试飞技术勤务保障的组织指挥及技术协调管理。1988年评定为工程师，1990年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2000年被任命为空军某基地总工程师，2001年首批入选空军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2003年担任空军某基地装备部部长，2008担任空军某基地第一试验训练区司令员。

 

曾经发表空军评审通过的100余万字的《空军995二期“杀手锏”装备靶场保障条件补充建设方案及分系统方案》等多篇技术文章，并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参加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获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领导一区参与完成的预警指挥机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千里大漠，茫茫戈壁。空中，战机呼啸、导弹如箭；地面，雷达、经纬仪跟踪保障，有条不紊；实验室，电磁对抗，雷达干扰，轨道计算……

 

在中国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驻扎着我国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这是一支特殊的新型现代化部队，担负着科研、试验、训练多重任务；这是我国唯一的航空武器大型综合试验训练基地，是空军航空兵部队基地化训练专设机构和空军战斗精神强训基地。中国第一枚空空导弹在这里试射，中国第一架无人机“长空一号”无人靶机从这里升空，中国第一个电子战训练场在这里落成……

 

一个个蓝天奇迹的缔造，是共和国空军现代化、信息化的真实写照。这一切都离不开航空科技的攻关和试验尖兵的自主创新与无私奉献。

 

1982年夏，林伟东怀着满腔报国热情和立志献身国防的信念来到这里。从一个国防大学生到科研工作者，从高级工程师到总工程师，从基层站长到一区司令员，从军队科技进步奖到国家科技进步奖……28年来，他是基地科学发展的亲历者、探索者、实践者，在其工作的一区也是管理者、领导者、起航者。

 

28年，这片大漠留下林伟东青春的足迹，也将铭记“林伟东们”身上的共和国军人特有的时代印记：使命、责任和大爱。

 

 

林伟东出生在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人。“小时候，我最爱穿父母的军装。后来自己立志当了兵，就一直穿到现在，这辈子是离不开了。”在南方长大的林伟东，骨子里却流淌着一股军人的坚韧和桀骜。

 

林伟东是基地“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78年第一次全国统考后，在填报志愿时他填的几乎都是军队院校，之后以第一志愿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部队、军装。结果有点遗憾，那时因为‘文革’的影响，军校的学生有一段没有穿军装，我们正好赶上了。”林伟东微笑着说，“我是死心不改，毕业分配时，我坚决地选择了现在的基地，那是天生的很自然的感觉。”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具体的分配单位，但方向却板上钉钉了，老师已经告诉他：“嘉峪关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1982年8月，20岁的林伟东来到巴丹吉林沙漠的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碧空烈日，白杨莎草，在数百里外祁连山雪峰的映照下，戈壁肆意展示着塞外独有的朴实与粗犷。那时的空军某基地，条件异常艰苦，吃的只有土豆白菜萝卜老三样，穿的好些，有军装，沙尘暴是家常便饭，记忆中，真正的路只有一条，剩下的全是人走出来的沙子路。

 

艰苦的条件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然而，在林伟东人生的字典中并没有“放弃”二字。“我自己主动要求来基地，早就作足了思想准备，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既来之则安之。”就这样，林伟东把根深深地扎入了戈壁的土壤，仿佛那生长在荒漠中的胡杨树，向上，向上，再向上。

 

“我是学天造地，学了航天搞航空。”谁能想象，周身被各种飞机模型所环绕的林伟东在来基地之前，从未见过飞机。在国防科技大学时他主修固体力学，专业不对口让这个初到基地的大学生遭遇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尴尬。

 

“我搞运载火箭结构设计、搞强度计算，分配来基地之后，领导不知道把我安排在哪儿，也没有科室能接收，所以就安排去下大队。”忆起当时的经历，林伟东唇角泛起一丝苦笑，“当时已经准备上车了，又被人叫了回来。”

 

这个把林伟东叫回来的人，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无人机之父”的赵煦院士。谈起当年的情景，林伟东仍历历在目：“当时，赵院士是基地二站一室主任，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小林，你会玩计算机吗？’我说：‘会啊，有兴趣。’他又说：‘将来干工作有信心吗？’我说：‘有信心。’”就这样，林伟东和赵煦之间的师生情缘在这段对白后开始了。过往如烟，多少细节已然风干，唯有情谊与日俱增。对恩师，林伟东多次感慨：“我有一个好老师，他肯教，我肯学。”

 

来基地不久，林伟东就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基地接下一个课题，要把一架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的退役飞机改成靶机，这是我国第一个靶场引进项目，代号八号工程。由谁来参与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项目呢？考虑到林伟东学过程序、算法语言，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赵煦把相关资料交到了林伟东手中：负责方案设计中的飞行轨道计算。

 

“林伟东，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能行吗？”此时，疑虑声此起彼伏。

 

“好多时候都是自己去钻，不愿意服输，技不如人就关起门来恶补。别人越说不行，我越要证明能行。我从骨子里就是不干则已，要干就非争第一的人。”面对质疑，林伟东的倔强劲上来了。林伟东买来了《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滚体力学》、《飞行原理》、《飞行构造》、《无人驾驶飞行器》以及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书，日夜钻研。很快，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技术骨干。

 

高空高速无人机的改造是把我国退役的歼7飞机改成超音速飞机。“这个项目当时看来非常困难，包括美国、苏联等各方面的资料都很少，况且在那个年代，我们基地学历最高的也就是本科毕业。所以很多人泼冷水，说是我们国家当时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20年也搞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数字式的飞控系统。”林伟东说，“赵院士和我们都不信这个邪，就算是太平洋里捞针也要把这组参数捞出来。后来决定用模拟式的创造把它实现。”

 

攻关之路异常艰辛。“我们那时算飞行轨道用的是老机器8088芯片，假设飞机在空中飞一分钟的轨道，在计算机上要算接近一小时，我们反复优化程序，最少也要算三四十分钟，如果飞机飞一个小时就得算一天一夜了。”说起当时的艰苦，林伟东难掩激动，“我们在计算机上算害怕出问题，就坐在计算机跟前轮流换班，睡觉也不敢睡实了，睡一会起来看一会。后来换了286，基本上是飞机飞一分钟我们在计算机上要算5到10分钟。现在就好了，飞一个小时，几分钟就算完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赵煦的带领下，林伟东和他的战友们研制的我国第一架利用退役歼击机改装的高空高速无人机试飞成功，顺利通过了专家组的鉴定，并至少攻克了十多项技术难题。“10次大型的实验，我都有幸全程参与。这次的项目解决了三大理论问题，最典型的是模拟式不可变参的飞行控制系统如何控制大速度域与大空域的无人驾驶飞机，在当时的经典控制理论中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我们突破了。”

 

林伟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项目研究中，为了迎接上级专家组对改装无人机的鉴定，他将预产期仅剩12天的妻子送回上海老家，自己在办公室工作3个多月，整理出近6万字的《某型无人机技术说明书》，其中手工绘制原理图60余幅。谈及于此，林伟东满怀深情地说：“我想，这就是一种精神，不只我骨子里有这种劲头，当时一基地整个团体都有这种劲头。”

 

 

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超音速无人靶机方案论证会上，不满30岁的林伟东担任主讲，引起当时国防科工委及地方科研部门20多位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凭借在科研方面的成果，28岁的林伟东成为了空军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高工今年二十八”一时成为美谈。

 

“林伟东28岁成为最年轻的高工，这是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肯定，对青年的激励。”赵煦这样评价林伟东，“当年办公室有一台计算机，有时候交给他一个任务，他能搞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过来一看，他正在地毯上睡着。军队建设需要不畏艰难、勇于奉献的精神，现代科技更需要善于思考、勇于攻关的年轻人。”

 

对于这样的奖励，林伟东谦逊地说：“这是一个晚到的惊喜，当时我们答辩半年之后才正式公布结果。在基础理论方面我比较扎实，但是一线的很多东西，我跟老同志一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执著、倔强、果敢、谦虚，在林伟东的身上集成了一名军人、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优秀品质。也因为如此，这棵扎根在戈壁的胡杨才能直冲蓝天。

 

 

“搞科研永远都处于创新挑战的阶段，跟着人家后面学，可以发展进步，但永远无法超越，要接受挑战必须要有创新。”本着这样的理念，林伟东经历着一次次砥砺与升华。

 

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无人机研制试验项目，林伟东亲历了技术与心理的双重历练。1995年的改装无人驾驶坦克，成为摆在林伟东面前的又一个挑战。在这个项目中，林伟东被任命为课题组组长。他坦言，坦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陌生的领域，况且都是报废的老旧坦克，将其恢复成有人控制尚且相当困难，更不用说改装成无人驾驶。

 

“我们没学过坦克，当时就从坦克部队请了两个士兵教我们，从最基本的坦克驾驶教起。”就这样，林伟东带着六七个人组成了课题组，而他们大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工作难度可想而之。

 

“因为这方面的技术不懂，还出了洋相，闹了不少笑话。”林伟东笑着说，“比如，在一次试验过程中，有首长过来视察，结果发指令启动就是启动不起来。还有一次，在跑车的过程中，指令控制不够，结果把电线杆子撞断。因为指挥操作不当，坦克撞坦克的事情也发生过。”

 

为了拿下这个高点，林伟东和他的团队铆足了劲，拼命地钻研。“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团职干部怎么看起来比包工头还脏。”这样的谈笑时有发生，林伟东总是报之一笑。坦克空间很小，里面都是油，出去跑一圈，尘土飞扬，除了牙是白的，眼球是黑的，剩下全是沙土色，当时别人有那样的感叹也不足为奇。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林伟东带领着这批年轻大学生刻苦钻研坦克装备原理和技术，找出飞机和坦克无人控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不知不觉中，他们由坦克外行成为坦克内行、专家。仅仅不到半年时间，报废坦克已能在林伟东和战友们的遥控指挥下行动自如。

 

1996年10月中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将军来基地视察，当时林伟东他们改装了8辆坦克，最后在展示中，6辆坦克编队，2辆备份。6辆坦克在戈壁滩上依次纵队排开，转弯、后退，一切与有人驾驶无明显差别。83岁高龄的张震走到坦克跟前仔细查看，又兴致勃勃地登上坦克，林伟东为他讲解坦克结构布局。张震拍手称赞，还和随行人员开起了玩笑：“你们都看看这坦克里面到底有人没人啊。”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当勇攀高峰的信心超越地平线，它的光荣和梦想就会在那一片蔚蓝中放唱。

 

在试验技术上日益娴熟的林伟东接受着不同的任务，迎接着不同的挑战，也在军令中完成着角色的转换，开始勾勒着别样的人生。

 

1996年底，林伟东被调到一基地机关负责飞机试飞的管理工作，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管理生涯。之后，他被调任一基地二站任副站长，“在这个岗位上，有关管理工作我都经历了一遍，包括干部战士的早晨起床、打扫卫生、出操站队、请假批假，晚上查铺查哨，农副业生产养猪种菜都管过。”林伟东笑笑说，“多亏了当时的这段经历，这对我是很大的磨炼，让我开始对管理工作逐渐熟悉起来。”

 

2000年1月，38岁的林伟东担任了空军第一试验训练基地参谋长，仅仅9个月后，当基地靶场搞建设，他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这些角色转变在我看来都很自然，因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职责。”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林伟东笑言，自己出任总工程师后倒被任务放到火上着实烤了三把。2000年10月，初任总工程师的林伟东就接到棘手的任务，北京靶场建设指挥控制系统的论证环节发生问题，负责试验和训练双方的意见有分歧，项目进展受到影响，这时领导派林伟东去组织论证。“因为是临时介入，很多情况不了解，我就把参与的人员一个一个叫来给我讲方案，又专门跑到北京请专家咨询，最后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后来还获得了一个科技进步奖呢。”这就是林伟东遇到的第一把火。第二把火是到长春进行光学设备设计评审，林伟东被任命为评审组组长，而评审专家都是业界的资深专家，其中还有不少是院士。第三把火是靶场建设一个项目，南京十四所相控阵雷达，再次担任评审组长。

 

“这三个领域我都不是内行，有很大的压力。这三把火一放，我差点被烤糊了。”林伟东半开玩笑地说。

 

林伟东做总工程师整整3年，这也是一基地靶场建设最艰苦、最困难的3年，那时候他们白天执行任务，晚上召集讨论技术方案。整整3年，靶场的所有技术方案全都在晚上完成，技术书方案和过渡性文件在林伟东的桌上摞起来有五六十厘米高。

 

“整个靶场建设中很多环节完全是创新的，整个团队都需要有创新意识，我就是一个万金油。科学管理靠的是整个团队的支撑。”谈到管理，林伟东有自己的诠释，“培养一个管理者容易，但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整体技术管理专家非常难。在这样一个技术部队中，一名优秀管理者如果对专业不清楚就无法协调好各项工作，在搞无人机的时候我就养成一种习惯，以创新思想调整优化，这也是一种集成式创新。技术管理人员要有一种组合的意识，要有一种观念、理念、思路，有时攻关解决一个技术问题一点不难，只要明确了就得攻下来，这倒好办，不懂可以请专家，但是要出一个好思路太难了。”

 

“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了3年总工程师，把靶场彻底搞清楚了，哪个点有几台设备，哪个设备干什么用，对整个试验起什么作用，试验中为了发挥这些设备的效能应怎样做方案。”林伟东说，“有时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现在是一区职务最高、资历最深的一个校对员。他们有时一个数据写错，提法概念不太正确，我都给他们改。不仅改正常的文件向党委报告，很多时候还给他们改技术报告。”

 

爱因斯坦说：“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面对靶场建设，面对管理理念，林伟东常常陷入深思。

 

 

“一个部队最初形成的风格会影响一批人。”林伟东很欣赏《亮剑》中的这句话。

 

军队的作风往往有一种传承。熟悉林伟东的人都知道，他身上传承了一基地对科研、对人才的优秀理念。林伟东坚信，作科研、搞技术攻关需要默契，“道”不合依旧是可喜的组合，只要目标一致，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下可以有多元化的思想观念的碰撞，更能碰撞出科技的火花。

 

“要保证一基地可持续发展，就得鼓励大家搞科研，制定科技的发展规划。只有在不断的科研创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团队思想的交流。”为带好这个团队，林伟东一刻都不曾停止思考，“在讨论技术工作的时候，我和他们说，千万别把我当司令，总结时我是司令，讨论时我就是一个高工。我性子急，以前讨论时稍微有点偏离，我就立马纠正。结果往往把大家禁锢住了，所以这些年我也在不断地调整工作方式方法。”

 

作为科技攻关中的知音，空军某基地一区总工程师刘衍军与林伟东共事多年，深知彼此所思所想，“平时他对大家要求较高，但能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我们民主性比较强，沟通意识、协作意识很浓。他以前是带头人，现在是领头人，担任试验指挥的角色，现在一区任务很重，他看上去很轻松，实际睡觉都要睁一只眼。”

 

一路学习不断成长的林伟东对“领导”也有着军人味道的务实诠释：真正关心你的好领导，不是天天表扬你，而是在发现问题时马上告诉你。同时，领导需要权威，但权威不是权力，而是源自于人格魅力的影响，带领团队必须要有让人信服之处，必须能够把大家的心拢在一起。在培养人才方面，林伟东特别注重加大四代机人才培养力度，逐步形成了一套“送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大大提高了部队承试承训能力。

 

林伟东表示，一方面不断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把专家学者请到基地给大家讲课，并不注重太具体的东西，更主要的是启发思维、启发思路。另一方面靠自己摸索，这些年逐渐选派一部分人出去学习，也有跟院所联合搞课题。一区特别重视对技术干部的奖惩，根据任务完成情况，现在每年都有4%的技术干部提前晋职晋级。就是希望通过适时调整奖励杠杆，逐步完善激励基地官兵的科技创新体系。

 

基地有不少年轻的科技干部，从小就是跟随父母在这片戈壁滩上长大的，“子承父业”者不乏其人。不但如此，基地还有不少“夫妻兵”，林伟东和妻子王丽滨就是这样，林伟东研制靶机，王丽滨是导弹专业。恩爱夫妻，事业却是一对矛盾。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请这对夫妻做嘉宾，林伟东一句“她整天追着我打！”逗乐了全场。而在妻子王丽滨的眼中，林伟东是一个追求完美，要求严格的人，教育孩子也是军人风格。

 

林伟东“追求完美，要求严格”，如今身为司令的他依旧严把科技发展脉搏，每天早上坚持看相关的书籍和报道，偶尔也上网看看新闻，跟技术骨干探讨问题时同样争论得面红耳赤。

 

军人是把荣誉放在肩膀上的职业，是把荣誉放在胸前的职业。不经意间，林伟东在这片广袤的戈壁上已经奋斗了整整28年。戈壁的风沙吹老了岁月，却磨砺了他始终大无畏、谈笑间战胜一切困难的睿智；塞北的烈日炙涸了清泉，却永远沸腾着他扎根戈壁、奉献年华的热血。在这28年里，林伟东始终坚持以承担的“杀手锏”武器装备科研、试验、训练任务需求和靶场长远发展为牵引，以着重解决科研试验训练领域存在的问题，大力提高科研试验训练能力为思路，尽心尽力开展中心工作，在历次重大科研试验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科研成果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5项。

 

倚天铸剑，锻造空中盾牌；长空砺翅，磨炼蓝天劲旅。立足大漠戈壁，林伟东这样一代年轻的科研领军人在驻守瞭望。仰望长空，基地的军人们瞄准的不仅是有形的靶机和靶弹，还有一个凝聚当代中国最新科技成果的靶心。在这片沙漠戈壁上，如同“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树，林伟东和战友们演绎丰富的创新活剧，也诠释着多姿多彩的生命故事。

 

听着林伟东讲述在基地的成长，翻阅基地科技创新史册，我们深深感到这背后是大漠科技尖兵的大情怀、远志向。在戈壁大漠中，他们谱写着一曲曲铸剑壮歌。

 

《科学时报》 (2011-3-10 A3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