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李哲英教授在当年的“全国优秀教师”评选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作为北京联合大学首位获此殊荣的教师，李哲英并没有因此而自矜其德，而是愈发勤勉，以爱心和责任心诠释着“师者”的内涵。

 

——“教师的职责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

 

萧宇：您主张怎样的教育方法或观点？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教师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李哲英：首先，我认为作为大学教师不要谈教育，这个想法可能有些与众不同。所谓教育，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概念。“我说你听，而且必须听”，我认为这样的方法至少对大学生是不合适的，他们都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作为大学教师应该把你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向学生展示出来，然后由学生自己选择接受。

 

大学要培养具有知识和技术应用能力的人才，教师首先必须具有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能力。作为大学的工科专业，学术、技术研究与教学是立命之本，是相互关联和不可分割的。所培养的学生必须掌握基本理论与技术，必须了解最新的理论与技术。脱离学术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工科专业，不可能提供工程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脱离了教学的大学，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

 

作为一名工科专业的教师，首先必须具有学科理论和技术功底，要全面了解所在专业的学科基础，要基本掌握所在专业的基本工程技术，要了解学科与专业的发展前沿和进展情况。如果仅凭一本书就讲课，如果仅凭讲授了几年、十几年课程就编写教材，这样的教师就只是一个教书匠。大学不需要教书匠，大学需要青年学子的导师和榜样。大学教师的基本素质就是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此外，大学教师的科研工作一定要紧扣前沿，工科大学教师的科研工作一定包含先进技术。只有先进的技术，才能启发创新思维。

 

从教30年来，李哲英早已形成了“敬业是教师之本色”的工作作风，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科学的态度对待教学工作。

 

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岗位上，他并不局限于对教材的研究，反而以大量的精力研究授课专业的课程体系和重要的专业课程，坚持以技术为核心，针对不同专业确定基本概念和方法的应用实例，为所讲授的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课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哲英一直认为，一本教科书、一纸试卷，这是最简单的教学方法，但也是最无效的教学方法，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师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完成教学工作。他坚持“掌握系统、学习方法和应用练习”的教学目标，总结出了“实践、认识、应用”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电子技术系列课程中，他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把这些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应用领域，培养学生自觉应用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完成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1996年以来，他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级、教育部、铁道部、北京市和学校教改项目，出版的电子技术方面专著和教材更是多达280余万字。在多年教研基础上，他总结出“学科理论、专业技术和工程素质为三条主线”的本科人才培养观点，并将其应用于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和集成电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之中。目前，作为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带头人，他正主持联大北京通信工程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工作。

 

辛勤的劳动为李哲英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他本人被评为1993年度北京市优秀教师和2009年度的全国优秀教师，2007年度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所主持完成的“电工电子基础课程实验教学体系研究”获得2001年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并于2000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不在于你吃什么穿什么，而是你想什么，追求什么。”

 

萧宇：你的微电子事业之路是如何展开的？作为一门古老又新兴的学科，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它的发展呢？

 

李哲英：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积累，怎样通过集成电路的技术来设计一个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有系统的概念，然后才有集成电路的设计。说它古老，因为它有80年的历史，第一根晶体管是1948年研制的，第一个集成电路是1958年研制的。说它新兴，就是介入了纳米技术，现在最尖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分子技术，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10到20年，我们再设计一个集成电路，不必要到工厂去做了，不用像现在这么复杂。当进入到纳米阶段的时候，这些电路结构的研究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更多的人需要做的是个性化设计。

 

我如今在学术上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片上网络，其实就是多CPU系统放在一颗芯片上，这时它如何去相互传送数据？我觉得这会是下一代计算结构的基本结构，它的历史意义不亚于1952年冯·诺伊曼提出的计算机串行结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算法，算法各行各业都有，但是谁也没有意识到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种基本工具了。你对各种算法作分析总结后会发现有些最基本的单元，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单元，以后再去构建你的算法就非常容易了。

 

萧宇：你所研发的多种处理器综合系统已由中国台湾公司批量生产，请问该系统现在的应用效果如何？

 

李哲英：从理论上讲，这是很先进的。这个模块设计教学仪器是我在2003年提出的，我们国内有个不太好的倾向，很多教学仪器公司全是做成傻瓜式的实验台，学生学习不能总用傻瓜式的，教具不是玩具，学生无法明白其中真正的原理。2002年，我和几家公司商量，但是大家都觉得难度比较大，不同意这种方案。后来我们就一直采用这种模块化的方式。通过这种模块，学校可以节省经费，学生呢，一方面可以看到过程，一方面将来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些模块。

 

萧宇：2009年，你入选北京市教委科技强教计划2009年～2011年首批高层次人才资助，在这一项目的资助下，你将开展哪些工作？

 

李哲英：这一段时间的核心就是NOC与SoC理论与技术研究，它是新一代计算系统的基本结构，也是国际上的制高点。

 

该理念是2000年由欧洲4位青年教授提出的，其中两位都是我的朋友，实话说，当时我觉得这种提法很幼稚，并没在意。但2003年我在瑞典做客座教授时，却在研究中发现它不是多少个CPU单纯地阵列、解决数据交换的问题，它代表的是新一代计算网络，是新一代技术的基础。所谓新一代是：你有一个想法，用这个想法建立起模型，计算机可以自动变成算法模型，然后这些算法可以自动变成一个芯片。这时就有问题了，这个算法既要简单还要低能耗，就要用片状网数据交换等，所以我把它叫做计算机基础结构。为什么我这么重视它，这几年我们研究所主要的学术研究都在这里，也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就是可以把5种数字器械放在一颗芯片上。我们的发明在哪里？就是可以实现透明连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够先进，下一步还是要继续研究，我还请那4位教授之一过来一起做，我觉得它代表着新一代计算技术，这个制高点必须得抢，谁能攻下来，谁就会在未来10年内占主导地位，所有的产品也都会占主导地位。

 

在承担繁重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同时，李哲英坚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1982年以来，他完成了心电信号的自适应识别及专用集成电路设计、IPv4协议专用芯片设计、卫星地面站远程测试系统、远程电工电子实验系统等多项科研工作。获得9项专利和1项集成电路版图专利。近5年来，发表各种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26篇为EI检索论文。这些研究工作成为李哲英教授所讲授课程的坚实基础。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是他很推崇的一句话，一直以来，他将实践应用看做科研的目标和方向，对于高校的校企结合更是身体力行。2005年以来，作为北京市创新拔尖人才，他主持建立了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远程电工电子实验系统、主持建立了北京联合大学微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台湾掌宇公司新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在北京市科委和东城区科委的支持下，与北京计算机一厂凯虹技术中心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成立了“北方通用电子仪器研发基地”。这些工作为进一步发展技术应用教学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

 

作为主管实验室的院长，为了满足应用型大学的教学需要，李哲英主持建立了信息学院工程技术应用中心，提出了本科生4年中技术培养不断线的设想，并根据这个设想，组织广大教师建设相关的实验室。在实验室建设方面，打破了以往按课程或课群建设实验室的传统方法，提出了以技术为核心的实验室建设方法，每一个实验室以一类工程技术为核心，从而为技术课程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李哲英的带领下，实验室2006年内完成了MCU、TMS320、SOPC和ARM9多种处理器联合工作系统的研制工作。该项目实现了产学研相结合，采取了教师主导、研究生本科生为梯队的工作方法，圆满地完成了64万元的研究任务，已由台湾公司批量生产。这种以技术应用为中心的师资建设方法，对提供师资的学术和技术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年的努力，李哲英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完成了北京联合大学第一颗混合信号集成电路的设计，并完成了流片测试，使北京联合大学成为北京市60余所高校中少有的几所掌握集成电路设计技术的学校之一；2007年和2008年分别完成了180纳米技术的200MHzADC和模数混合SoC的设计、流片和测试。这是北京联合大学的标志性成果，标志着北京联合大学已经完全掌握了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并具备了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培养能力。

 

“高等院校的教师对于技术的创新和社会发展都是负有历史责任的，就是不仅自己要在本领域内做好科研和实践应用，还要将这种技能传承给学生，以此来促进民族产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这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无疑，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以自己为师的“本分”，国际的视野和创新的意识，实现了自己对于科技和育人的理想。

 

《科学时报》 (2011-3-4 A2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