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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元逸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2-23 22:3:58
重读周作人

 
《周作人》,余斌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价:38.00元
 
□李元逸
 
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了余斌教授的旧作《周作人》,在那么多的周氏传记里,是字数最少的。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写得多往往比写得少容易,懂得舍弃无疑是这本传记最大的好处。但简洁并不意味着简陋,特别是在剖析传主复杂性时论及的某几点新颖之处,虽点到即止但细究之下也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地方。
 
“三不”的产物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周作人都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周作人,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1939年成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新从事写作工作。
 
从这短短的几行生平中,我们就能看出他一生的跌宕起伏,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也正是由于周作人这样的经历,使得作者余斌有了诸多的思考。
 
10年前,当余斌出版这本《周作人》的时候,这本书是一套面向中学生的中外名人传记的一部。当时余斌就在思考,是什么原因让周作人入选这样一套丛书的,毕竟周作人虽然是个“名人”,但这个“名”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都是臭名昭著的“名”。不过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余教授决定不再思索这些问题,而把精力放在对于周作人这个“老人”的“新说”上。
 
不过碍于当时的形势,就像作者自己所说:“……这部小书是不许(‘通俗易懂’的体例限制),不甘(不愿只是敷衍事迹,重复‘公论’),不能(做不到对传主的透彻理解)的‘三不’产物……”尽管如此,作者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有些朋友读过之后以为还算可读,对周作人可知其大概。他们大多是周作人的读者,并非专家,其判断让我相信,以十来万字的篇幅,对周作人生平作尚不算公式化的交代,这书也许对传主不无普及之功。”
 
看到本次再版时余教授的自序,上面提到在本书最初的写作过程中“当然也就并未如我所愿,在书中夹带更多的‘私货’,即我对周作人的个人理解。一方面固然如上面所说,体例、对象、篇幅均不许,更重要的是我虽不甘俯仰随人,真正要做到对周作人深入的体认与把握,以我的知识储备与思考的力度,事实上却有所不能。读知堂越多,越觉其人不可测”。眨眼间10年过去了,这10年间无论是社会上的主流历史观还是出版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我相信通过这10年的研究,余斌对周作人的理解应该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没有读过第一版的《周作人》,不知道借助这次再版的机会,余斌有没有夹带更多的“私货”,有没有把当初没有理解透彻的问题再次解读一遍呢?
 
周氏兄弟
 
提到周作人,人们难免会拿他的兄弟鲁迅作比较。其实,周家兄弟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学术上都有着天壤之别。曾经,与周作人在北大做过同事的温源宁这样描述他:“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恐怕很少有人会把他与“变旧造新”(唐孔颖达疏《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其族内叔祖就此为他改名)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与他相比,他的兄长鲁迅却给人留下冲锋陷阵,身先士卒的印象,精神气质上似乎更近于热爱新事物的青年人。
 
余斌在书中指出,这可能与周氏兄弟在家中的排行有关。首先,鲁迅是老大,责任心自然重,做的事情多显然也更具行动力。周作人身为二弟,从求学到工作,个人到家庭,无不得到长兄的悉心照顾,操心的事少了,他那要自由,要潇洒的心理,也因此得到了莫大满足,再不必如兄长一般在现实生活的疲于奔命中消耗他的生命力了。其次,周作人是学者而鲁迅是小说家,论说文字与小说语言何者更能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也同样影响了写作者的心性。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看人看书看自己,多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心态;而小说家鲁迅,因创作与现实的距离隔得太近,纵然写起杂文,也是事事关己,样样关心的。
 
本书中,余斌通过对比一些诸如兄弟俩对于百草堂等事物的描写,很清晰地表明了兄弟二人在心境、文风上的不同。
 
周氏兄弟同为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又同为一流的作家和学人,世所罕见。他们之间早年的兄弟怡怡,至今令人称道。后失去和睦,成为莫大憾事。而后鲁迅英年早逝,周作人晚节不终,无论如何,这不是遗憾所能了的。
 
周作人一生坚信新时代的象征便应该是以人为本,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前沿的科学了,但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却未能避免为他带来一顶汉奸的帽子,其实,人生何其复杂,在“品”的高低上,即便是生活在思想已经大为开放的今天的我们,又多大程度能跳出传统的评价圈子呢?
 
《科学时报》 (2011-2-24 B3 社科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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