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是指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青海南部地区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这三条大河的源头。这三条大河，尤其长江、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是联系十数亿炎黄子孙的绵长纽带，也是华夏光辉灿烂文明永续发展强大的自然推动力。而澜沧江，作为国际河流，它从我国青藏高原发源后流经东南亚五国，是这一地区繁荣富饶的源泉。

 

为什么三江源头集中在青海，而不是在海拔更高的西藏？为什么这里高寒缺氧却水量充沛？在青海，究竟有多少条河流，有多少个源头？在这里，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没有发现，我们还能发现什么？

 

《走近三江源》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疑问。

 

2008年9月至10月，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了一次对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考察。科考由青海省测绘局牵头组织，中科院地理遥感所、寒旱所、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单位共40多人参加。考察队伍在高原历时41天，行程约7000公里。

 

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员陈维达参与并记录了这次科考历程。他把这次科考称作是对三江源的一次“透视”与“凝视”。

 

“透视”显示了这次科考的严谨与科学。本次科考增加了现代化的手段和技术，在同一时间单元内完成了对三条大江大河共17个支流源头的测绘、19处支流交汇点河水流量的测量以及对三江源头地区冰川、冻土、气象、覆被等其他方面的综合考察。考察中充分利用了3G技术，特别是通过遥感影像定点各支流源头坐标后直奔坐标点，进行综合技术考察，使考察具有目标确定、行进速度快、考察精度高等特点。

 

“凝视”则带有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神秘、神奇的青藏高原，祥瑞、丰沃的江河之源，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无数的想象。而这次近距离、长时间的探源之旅既是对前人探险历史的重温，也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之旅。正如陈维达在考察结束时所说的——在高原上行走一次，面对空旷的大地、面向高远的天空，你真的会思考尘世的是是非非，会摒弃滚滚红尘的杂念，向善而去恶，灵魂得到净化与升华。

 

《科学时报》：作为一名科考队员，完成考察任务已是相当不容易了，为什么还坚持每天记下队伍的行程、考察内容和所见所闻，作详细的考察笔记？你每天的考察笔记是如何完成的？

 

陈维达：我喜欢读科考的书籍。写考察笔记，我主要是受19世纪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的影响，斯文·赫定开创了这样一个先例：每次探险结束之后，总要写出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种是科学考察报告，一种是通俗的探险游记。他的探险著作与他的探险活动本身一样重要。他那些详尽的考察笔记，不仅把读者带入当时的科考场景，而且现在看来对后人的科学研究也仍然有很大的帮助。而本次三江源考察是一次大型考察活动，时间长、规模大。

 

对于很多人来说青藏高原比较神秘且令人向往，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次考察包括我的所见所闻进行详细的记录。

 

另外，我觉得自己很荣幸。我并不是做自然科学的，我1982年毕业后到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样一个管理黄河的单位，从事教育、宣传、行政管理工作。也许是碰巧，也许是缘分，我与青海、与黄河源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94年至今，我已经多次到青海，并四上河源。而且我在高原没有一般人那种很难受的反应。可能正是因为我熟悉黄河源的一些历史和现状，又能够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才作为黄委的代表参加这次活动。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所以，在接到这次任务后，就有了意愿，打算记录下本次科考的星星点点。

 

考察笔记的许多篇章几乎是在每天清晨完成的。高原上天亮得比较晚，大概要8点钟。我习惯早起，所以一般早上5点多醒来后，便从睡袋中坐起，披上衣服，把前一晚打好腹稿的文字记录在笔记本电脑里，再合上电脑在睡袋里眯一会，便和队友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考察结束后，我又补充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路上所拍摄的照片，就成了今天这本书——《走近三江源》。

 

《科学时报》：你多次去过青海、考察黄河源，按理说，对于高原的艰苦环境会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前言中你说：“这是一次无可想象的艰辛历程。”说说你们的生活状况吧。

 

陈维达：啃干饼、睡大铺、陷沼泽、风雨交织，这就是考察队的基本生活状况，我在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了这样的生活场景。我们的宿营地一般都设在海拔4600～4800米的河谷中，那里基本上没有人烟。宿营地大都设在离源头较近的地方，以便为次日的登顶节约时间和体力。

 

选定地点后，开始扎营，把满卡车的东西卸下来。先是个人行囊，接下来是野外炊具和食品，然后是发电设备、帐篷等等。在高原上，可以说连走路都是体力活。每到一个宿营地，拾帐篷是考察队员的第一项重体力劳动。收拢后裹在一起的帐篷很重，每四个人抬一顶顶篷，再抬围子，往往已经累得大口喘粗气，心跳得仿佛要从嘴里跑出来。等帐篷大体支好，有人挖排水沟压帐角，另一部分人马上就开始做饭，懂电的同志开始扯线拉灯，给测绘仪器和个人用品充电；有的同志去河边干净处舀水抬水，有的洗菜。

 

高原的白天阳光强烈，没有太阳镜，连眼睛都难以张开，但是，随着太阳西下，冷风便悄然而来，更多的时候，几乎是每天，是阴云一股股压得很低地自西面山头不期而至，我们一边紧扎帐篷，一边听着冰雹噼噼啪啪地打在冲锋衣上，虽然不至于冷得哆嗦，但是，那种四面围合的阴雨，使得马上要面临的夜晚变得阴森可怖。

 

每天晚上都觉得难以熬过，但是每天清晨一缕晨光透入帐篷，又感到一种幸福和自豪，因为你又战胜了困难，也战胜了自己。

 

说到吃，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中饭，压缩饼干、牛肉干、面包、烧饼——嚼得喉咙冒烟儿，就上一口已经凉透的开水，就算午餐了；为了赶路，有时一大早开拔，早饭也在车上解决。

 

但是在宿营地，我们会很仔细地用石头围好防风的灶圈，以汽油喷灯为灶火，用高压锅烧开水、做饭。记得在黄河源麻多乡的小河边，我们几人在河边洗菜，朔风沿着河面吹过，我们的手冻得通红，武汉大学教授席青骥用瑞士军刀认真削掉萝卜皮的坏斑，笑着说：“我们要把大锅饭当做精致小炒来对待。”那种乐观的精神和从容面对冰雪的态度，是人生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我想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像攀爬冰川那样，一步步、手爬脚蹬、目标明确、注意力集中，达到希望的顶峰。

 

《科学时报》：现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可不可以利用卫星遥感和航拍照片等来取代实地的科学考察？实地科考的意义何在？

 

陈维达：现代技术与实地考察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手段。实地考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以我们水文地质组来说，水文组测量某一条河流，只是在“这一个时刻”得到这条河流的水量，这叫做“瞬间流量”，对于一条养育了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哺育了华夏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大河来说，这一瞬间的流量确实不能代表更多，但是，测量数据的留存，好比是一次体检诊断，有如医生对一个人的某个细管进行了一次检查，可以为今后更加全面了解一个人的健康留下“档案”。一个人某一条血管出现问题，不足以影响他的生命安全，但是，一条又一条血管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一条河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起，为我们知道的每一条小河建立健康档案。

 

再说我们这次考察中最为年轻的一支队伍——气象地理组，他们每天工作十分勤奋，队伍每一停顿或安营扎寨完毕，立即登上附近高点，把气象仪器树立起来，常常早出晚归，冒着风霜雨雪冰雹，收集有关的数据资料。和他们聊天中我得知，在青藏高原虽然有常年观测站，但由于以前国家经济条件和恶劣的自然气候制约，观测站布设极少，成本很高，所以，我们国家掌握的青藏高原的气象信息数据还很少，对于科研和社会来说，远远不够。而此次科考，能够获得大量信息，特别难得。至于地质、冰川、测绘等方面，所取得的海量数据都为今后青藏高原的管理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科学时报：在《走近三江源》中你回溯了古今中外对三大江河源头的执著探索，也写到了当代人对源头的争辩，即使在今天，黄河的正源仍有着不同意见，确定河流的源头有那么困难吗？

 

陈维达：一般来说，国际上通用的确定河源的标准，是采用了我国古代寻找、确定河源的原则，即“河源唯远”或者“河源唯长”。许多学者专家认为确定江河源应当遵循这一原则，而不应再考虑其他因素。

 

但是，作为大江大河主管部门的长江委员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包括社会各方，有许多专家并不完全同意这样一个原则或者标准。他们认为，真正确定河源时，无论古代还是国外，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原则，或者说未把它作为唯一标准。有学者认为，确定源头，其实主要应该确定干流，确定了干流，溯河而上就可以确定源头。另外也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比如长江源头确定在唐古拉山主峰的姜古迪如冰川，那里山势高峻、冰川壮丽、水量充足，只有这里，才能代表万里长江源头的宏大气魄。除了长江、黄河之外，我们国家目前还有许多河流也不是以唯远唯长为标准的。如湟水、汉水，都是如此。

 

其实确定哪条支流为河流的正源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代人应当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尊重当地人的习惯认识。无论我们对于确定江河源的观点是怎样的，我想，我们都应该尊重它、保护它，让它世世代代成为我们人类以及地球上各类生物共同拥有的美好家园。

 

《科学时报》：自古及今，我国各民族探访河流源头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我想探源的目的可能并不止是要确定正源吧？对于你来说，为什么对青藏高原如此着迷？

 

陈维达：为什么要探源，可以从人类的好奇心出发，并且最终归结到人类永远不懈的探索精神上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对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探源就没有停止过，在上古时代，可想而知，他们的交通、食宿、通讯等条件与今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始终不懈地在探索追寻着母亲河的源头，就像我们今天在不懈地探索着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文化的起源一样，这种追求，今天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探源的意义，不止是现实的，而且是久远的，同时，也是精神的。

 

我是天生有一种探险情结吧。青藏高原的山脉令人想起崇高、想起宏伟、想起永恒。踏遍青山，你会感悟生命的起源、天地造物的无私、千宗归一的肃穆。每次跋山涉水的艰辛和感悟，都与快乐和深情相伴，这是滚滚红尘所无法给予的。

 

《科学时报》：在书中你还用颇多的笔墨描写了沿江的风物人情，可爱的藏族孩子、勤劳美丽的藏族妇女以及藏族人民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也有一些思考，为什么在科考笔记中会写到这些内容？

 

陈维达：这次三江源行程，既是实地探测、采集基本数据的科考过程，也是一次饱阅青藏高原雄浑壮丽风光、了解我国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深刻体验。我很想将这一体验与读者分享。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生活逐渐富裕，更多的人们从追求温饱到了追求精神上的崇高，我们国家的“驴族”越来越多，祖国的山山水水已经到处都留下驴族的足迹，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写这本书，也想从另一个侧面，为驴族增加一些地理坐标和思想体验吧。

 

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我们欣喜地看到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真正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三两只或者几十只成群的野驴见惯不惊地在路边栖息、饮水、遛弯儿，连我们下车拍照，它们也似乎视而不见。这是全民生态保护意识得到强化的一种体现。

 

在考察中我结识了一位26岁的寄校校长，兰州西南民族大学毕业，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上学，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冒着冰封雪冻把附近跑遍了，去劝说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学习。还有一位藏族青年一年四季在草原上为残疾孩子奔波。我还看到萨呼腾镇因为盛产冬虫夏草十分富裕，藏民们用挖虫草挣来的钱在城里盖房子，各式各样的车，豪华越野、奥拓满城都是。藏族年轻人骑着摩托、摩托上用MP3接驳着音响。我想，这些都是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生活路途中的缩影，便也将这些片断写入书中了。

 

但我们也看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柴达木盆地里建起了年产量达100万吨PVC的化工厂，厂区里高耸的烟囱以及烟囱不间断冒出的浓烟，在几十里外都能看到。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着工业化的威胁。我在书中也大声呼吁：切莫为了一时的GDP，给子孙后代留下无穷后患。希望通过这本书，能使更多的人得到思考，人心向善。

 

《科学时报》 (2011-2-24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