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 王中宇
前引杰文斯的观察展示了当时全球主流文明的图景：英国是主流文明的“卧室”，它靠来自广大地区的资源供养。这些地区，既有大英帝国的领地如印度、北美、澳洲，也有俄罗斯这样的力图“崛起”的国家，还有中国这样的被两次鸦片战争打得晕头转向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着粮田、牧场、厨房乃至厕所的角色。文明的大英帝国绅士，无师自通地领会了孟子的教诲“是以君子远庖厨”，将一切肮脏、残忍的作业都放到了这样的地区。
在同一枚铜钱的另一面，不得不实施资源净输出的广大地区，其上层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要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源，以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崛起”准备条件，于是不得不严酷地压榨本国劳动者。可见“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缓和，以周边国家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所以，当年是在俄国而非英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是中国而非日本爆发了辛亥革命和随后一个世纪的战乱；是德国而非法国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并力图向外扩张，同“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
这样的现实，展示了全球经济的核心—边缘结构，引导一批学者，如布罗代尔、阿明、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阿锐基等，从地区间对比展开分析。然而，这样的格局绝非永恒的，它不过是一个长期膨胀过程中的一个断面。研究现代文明史的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这一过程回溯到15世纪的意大利西北海岸利古里亚地区的独立城邦——热那亚共和国。
扩张与转移
意大利学者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将主流文明的扩张分为4个阶段。
以热那亚共和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350年起步到1630年终止，共经历280年；以荷兰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560年起步到1780年终止，共经历220年；以英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760年起步到1930年终止，共经历170年；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870年至今。两个相邻阶段有部分时间重叠，表现出两个霸权间的竞争。总的趋势是，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见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史实告诉我们，当今主流文明不是上帝或圣哲设计出的永动机，只要遵循其普世价值就可以永远运转下去，就可以包容全人类。相反，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热那亚时代开始，短短500年间，经过4次蜕皮，演化到今天的“美国世纪”。主流文明每一次蜕皮，都开创了更大的扩张空间。作为代价，则抛弃了许多造就过去辉煌的因素，因此，显得与上一个世代面目全非。
500年来主流文明一以贯之，绝无改变的，是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流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瓦解传统社会，使社会成员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为资本积累提供利润源。
将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既用了资本家引以自豪的经济手段，也用了他们避讳不言的政治手段。所谓“国家（或城市）竞争力指标”，其实就是引导政府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指标；所谓议会民主，盘点一下议会成员的构成与主张，就不难明白，它其实是哈耶克的“财富控制权力”。将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更用了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从热那亚时代的海盗商人，到发动鸦片战争的东印度公司，直到今天搞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世界霸权。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使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是不可想象的。
起源于1500年的这一主流文明，到了今天是什么态势？
图1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的世界夜景地图。夜间灯光的强弱，无疑标志着该地区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将上述各阶段的霸权中心标在世界夜景地图上，可见它们至今都是最繁华的区域。随着主流文明的扩张，其核心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英吉利海峡两岸，再转移到北大西洋两岸。不少学者预言，下一步的转移轨迹是太平洋两岸，从图上看，美国的西海岸和东亚地区是仅次于北大西洋两岸的强光区，似乎在印证这一预言。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美、中、加、意、英、荷、韩、墨等八国学者携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这也是第一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报告评估了全球11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所着眼的视角包括人才、企业、生活环境、商务环境、社会环境、产业、城市规模、质量、效率、增长、就业、结构、效益等等。可见它本质上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视角。
现代主流文明由城市诞生，它发端于500年前地中海北岸的城邦国家，资本以城市为“据点”向外扩张。各地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的，其实是“资本按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程度。将上述报告中的110个城市按各大区汇总排序，得出表1。
可见，欧美之外，中国和东北亚是累计综合竞争力指数最高的地区，亦即被资本按自己面貌改造得最彻底的地区。
“中国世纪”？
这样的态势，在媒体上引发了“中国崛起类似于美国崛起”、21世纪会不会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讨论。新华出版社推出了《中国世纪》（刘涛，2010年10月）一书，书中称：
“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人的身影遍布赞比亚的铜矿、亚马孙的森林和平原、马达加斯加的玉米田、尼日利亚的油田；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投资者的身影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购下德国的飞机场；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美国伊利诺伊州期待中国投资者来拯救该州摇摇欲坠的财政收支，并期待中国投资者来参与美国的基础建设；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根据银行市值全球十大银行的前五名居然有四个位置为中国银行所占据，中国的力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力量，而是拉动世界能源市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力量。”
这里分明显示出与前引杰文斯类似的气势。书中，刘涛开宗明义，引证西方研究霸权问题的权威学者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西方也有杰出的战略家、社会政治理论家，比如说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海尔穆特·施米特等，他们或是从客观现实的分析性模式，或是从社会政治理论模式出发，或以赞赏的眼光，或从威胁的角度谆谆告诫西方世界：中国必将崛起。”
基于此，刘涛激情地呼唤：
“无论西方怎么看待我们，富裕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从今天开始，拿起调色板和水彩笔来绘制未来中国和未来世界的蓝图，我真心希望看到80后和90后的青年们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在教室里、街道上、操场上讨论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哪怕多一些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也要少一些世故和胆怯。”
中国能否像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崛起一样，掀开类似于“美国世纪”的“中国世纪”？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主流文明这一扩张过程，是否还有扩张空间？是否足以容纳一个更大规模的“新世纪”？
如今，“美国世纪”似乎正在走向晚期，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态势？
“美国世纪”现状观察
资本积累过程的视角
从资本积累的视角看，图2是美国联储公布的货币发行量，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
货币发行量分为两个层次：M1为现金、活期存款和旅行者支票，其功能为交易媒介；M2为M1加上各种其他存款（银行需为之支付利息）。可见（M2-M1）/M1可作为观察逐利资金演化的指标（见图3）。
图3显示：1959年1月，逐利资金大体与交易媒介相当，而到2008年8月，逐利资金为交易媒介的451.5%。从长时间尺度的趋势看（图中虚线），资本积累呈指数增长。
至于中国，图4为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演化趋势，货币供应量以远高于GDP的速度膨胀。
图5为货币供应量的构成：数据显示，作为逐利资金的准货币，所占比重持续扩大，而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现金，所占比重则明显萎缩。
证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调控措施，资本市场的月筹资额依然大幅度跃升，其趋势线从2003年1月的50亿元左右升至2010年11月的800亿元左右，不到8年，整整上升了一个数量级，2010年11月的实际筹资额则高达1672.3亿元，是2003年1月实际筹资额的23倍以上。这反映社会上的逐利资金呈指数增长的态势（见图6）。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逐利资金都在加速膨胀的过程中。
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
加速膨胀的资本积累过程需要相应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支撑。在“美国世纪”中，主流文明核心区，已经远比热那亚时代庞大。于是，亚、非、拉第三世界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大舞台，这一过程既造就了“拉美化”，也造就了“四小龙”、“四小虎”；既造就了饥饿的非洲，也造就了贫困的南亚；既造就了中东的石油富豪，也造就了中亚的恐怖主义温床。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加入了这一过程，为国际资本的积累开创了又一个黄金时代。
观察图1，不难联想到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全球从地域上看，大体存在三类地区。
一类是主流文明的中心区，它是金融资本的“卧室”，这里设施完备、法制健全、社会保障可靠，即便是无产阶级，其生存条件也远优于周边地区大多数居民。在图中，这是那些亮度最高的地区。
一类是主流文明尚未覆盖的“边缘”地区，这里的人们还生活在传统文明中，与主流文明交流甚少。在图1中，这是那些几无灯光的地区。
一类是无产阶级化过程正在进行的“半边缘”地区，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劳动力，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主要的利润源。这个地区的经济必然是外向型的，它在全球产业链中必然处于底层。在图1中，这是那些灯光稀疏的地区。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地区以输出劳力的方式支撑无产阶级化过程，以点亮“核心区”的灯光。
2005年，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撰文指出：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利益。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数都受益，所获利润高于在其他地方的投资。据统计，从1990～2004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仅利润的汇出额一项，就高达2506亿美元，考虑到其他间接获利的因素，外商从中国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这个数。2003年，外商在华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率为6.6%，比当年世界财富500强这一指标要高出很多。”（薄熙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人民日报》2005年5月23日）
对此，西方媒体也坦然承认。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曾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长篇专题报道指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明显”和“令人惊讶”的好处。摩根斯坦利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廉价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美国制造商则获利更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更指出，“在2000年～2001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由于中国的强劲发展，整个世界逃脱了衰退的一劫”。“逃脱一劫”，这就是中国加入这一进程对国际资本的真实贡献。
西方学者确实坦诚得可爱。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金钱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中国人获得增长，美国人得到低通胀和低利率。生动地展示了“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过程间的血肉关系。他们在中国的跟屁虫则随声呼应：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美中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更何况在当今世界同心协力抗击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也有着更多的含义。”（《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1日）
以自己国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来支撑国际资本的积累过程，这就是“美国世纪”后半期，中国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的实际角色。
然而，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中国进行了30年，现已进入晚期。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村留下的劳力已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在农村最显眼的是“留守儿童”和“空心村”。已有研究农区的学者在预测“农耕文明”的消亡时刻，研究牧区的学者在预测“游牧文明”的消亡时刻。这意味着，传统文明已不能为“无产阶级化”过程继续补充“燃料”了。
其二，深圳的数据显示，劳工工资比重下降的趋势在2003年已经触底。2003年起，广东出现了民工荒，迫使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的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见《“民工荒”重塑劳资新局？资方和政府均需反省》，《广州日报》2004年8月9日）这表明，劳工已无法靠传统行业的收入来弥补维持了30年的极低工资，传统文明的消亡，迫使资本必须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支付成本。在产品最终售价中，劳力成本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的美好年代，正在与资本家挥手作别。
其三，包括通钢事件、富士康13跳事件在内的恶性社会事件越来越密集，强度越来越高，表明完成了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越来越无法在几无保障的环境中生存，越来越无法为资本家承担经济波动的风险。这迫使政府改变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不得不开始注意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这必将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危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可持续性。
随着“无产阶级化”过程进入晚期，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点，既有的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为继，学界必须为中国的未来道路探寻方向。
前途：英国道路还是俄国道路？
显然，对“上流社会”而言，最理想的是坚持主流文明，坚持“与国际接轨”。当然，他们心目中的“国际”只是欧美上流社会，不包括亚、非、拉那些穷鬼。这样他们可以继续高速积累资本，在此基础上，学习英国的绅士风度、法国的浪漫情调和美国的普世价值。甚至可以将美国佬今天的宝座也弄来坐一坐。“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大丈夫当如是也！”
然而，当国内无力支撑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化两个过程后，主流文明该如何坚持？历史给了我们两个参考样本：英国与俄国。
由《中国世纪》一书可看出，在刘涛的心目中是英国道路：依靠外部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来维持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当初，这条道路使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化，成为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然而这条道路对中国可行吗？
1800年，英国本土不过约1000万人口，而支撑其资本积累过程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印度、中国、俄罗斯、美洲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今天中国超过13亿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国那样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外部无产阶级化过程？
图1显示，地球上几无灯光的区域还很大，现代主流文明似乎还存在相当大的扩展空间，虽然不再像当初的英国那样，有看似无限的扩张空间。但毕竟时代在进步，技术更先进，只要提高效率，我们未必没有机会。
然而，扩张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化”过程，它在“人口空间”而非“地理空间”上展开。从人口空间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格局？2009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人员依照人口总数而非土地面积绘制了另类的世界地图（图7）。
地中海北岸是一个非常小的地区，对它而言，可扩张空间近乎无限。英国和整个西欧也不大，但从全球范围看已经能感受到扩张空间的制约，其后果就是19～20世纪西方国家几无休止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到美国成为主流文明的中心后，核心区事实上包括了西欧、北美、日本和澳洲。他们的扩张需求相对于全球空间，已经至为拥挤，必须由最强大的暴力来维持这个拥挤空间的秩序，否则战乱会毁掉这个主流文明。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被战火殃及，反而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扮演了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世纪”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而今，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进入晚期，从图1的灯光分布看，印度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也演进到相当程度，这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支撑着当前“美国世纪”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积累过程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如果将出现一个“中国世纪”，支撑它的外部无产阶级化过程至少不能低于“美国世纪”所需，看看图7，上哪里寻找容纳这个过程的外部“人口空间”？
当年的俄国，没能走通英国道路，无法缓解无产阶级化过程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其上层统治集团（以斯托雷平为代表），下决心“与国际接轨”，走主流文明之路。这个集团一方面对内强化恐怖统治，将“斯托雷平的领带”（绞索）挂遍全国，一方面积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就是其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
为此，俄国不惜巨资，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除参加八国联军外，俄军还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宣称：“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注：布哈拉是被成吉思汗占领的中亚突厥人城市）。1903年8月俄国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这一系列扩张行为的背后，是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从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将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划归俄国。
但我国东北同样是日本觊觎的目标，在我们的国土上，这两个强盗终于为此大打出手。尽管俄国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认为“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而我们只需要14天的时间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陆军所需数量的三倍了。所以说将来要发生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军事散步更为合适”。尽管他的计划是最终“在日本登陆，击溃其本土部队，平定人民的反抗，占领都城，生擒日皇”。然而，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惨败。
对外扩张吞噬了巨大的成本，却未能换回足以缓和内部矛盾的资源。历史展示了它的黑色幽默，俄国统治集团“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而得到的却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化成内乱和国内革命战争，斯托雷平死于非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几遭灭门。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曾经寄托着一代国人美好的期望。而今它更像是一句咒语，时刻提醒我们，要理性、冷静、深思，万勿掉进历史的陷阱！恐怕没人愿意走俄国道路，而英国道路又走不通。这让人想起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而今主流文明率意独驾，然车迹所穷，我们可以恸哭而返吗？
“让思想冲破牢笼”
既然主流文明是个动态过程，就恰如一辆车，有已上车者、正在向车上挤者和在下推车者。中国正在从推车者变为向车上挤者。独特的是中国巨大的块头。当中国在下推车时，2.3亿农民工为美、日、欧带来了滚滚财源，这一方面让他们欣慰，一方面又让他们瞧不起，你见过哪个富豪会尊重三餐难继、衣衫褴褛的穷鬼？然而，当中国这个大块头就要挤上车时，他们顿时变得恐惧起来——你个推车的穷鬼都要爬上来，莫非叫我们下去推车？况且，你的个头如此之大，他们的恐惧自然会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正是这样的氛围，刺激海外华人林良多，写下了《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一诗。
那首题为《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的诗，既道出了中国的困境，也道出了主流文明的困境——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让多数人体面生存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为极少数人的“幸福”奠基的，是多数人的被剥夺状态。
追逐幸福是天赋人权，而幸福的基础是货币，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有多少钱才够幸福？美国水平就是当今的主流标准。30多年来，这一切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追逐了30多年，我们追到了一个呈现两极分化的世界。对这样的世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然不满；占人口极少数，但却聚敛了巨量财富的富人，则心怀忧惧。2010年7月19日《羊城晚报》一则报道的标题是《珠三角现富人移民潮去年我国外流移民资金百亿》，就是这种忧惧的表现。
我们需要追逐一个怎样的状态？理想的自然是“均富”，但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看，至少在主流文明中，“均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均富”不可能，两极分化又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逻辑上剩下的可供讨论的状态就有“均贫”了。
“均贫”曾是当今主流文明卫道士们攻击传统文明的重要利器。欧、美虽然没有实现“均富”，但却实现了整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化”，因而即使其无产阶级，也在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下，比我们的百姓生活优越。当年的主流媒体据此与我们的“均贫”对比，向国人兜售主流文明的优越性。
至今一些中国主流学者还在向国人兜售“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以为这是“均富”的样本。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既要给资本提供利润，又要给公民提供保障，如果不是早期“海盗资本主义”将它们推上了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置，他们如何支撑这种经济体系？客观上，给公民提供保障与给资本提供利润相冲突，它直接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驱使资本家成为“国际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向更能提供利润的地区转移。国人熟知的芬兰资本诺基亚，就将自己的利润基础放在国外。1985年，诺基亚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办事处，此后在中国建有6个研发机构和4个生产基地，办公机构遍布全中国。有资料显示其1988年净销售额的70%来自芬兰以外的国家（http://baike.baidu.com/view/1724.htm）。芬兰资本在13亿人口的国土上深耕，还控制着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池”，所需保障的“卧室”只有531万人（2008年）；与之对比，同年仅北京市人口就达1695万，为芬兰人口的3.2倍。这条道路对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现实吗？
“均贫”止步30年后，中国终于有望挤上主流文明的列车，甚至有望取代美国，开创“中国世纪”了；我们却发现，让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也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实现英、美或北欧那样的“均富”根本不可能。于是当初用主流文明引诱我们的“文明国家”们，一转眼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如果所谓“中国世纪”能成为现实，它绝不可能是当今“美国世纪”的升级版，绝不可能基于当今主流文明这个“操作系统”。事实上，“美国世纪”已经将当今主流文明的功能发挥到极限。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看，“9·11”以来，日渐失控的社会冲突证明，主流文明已经制造出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关系看，500年来主流文明已经将大自然上亿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并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全球系统的学者们，已经大声警告多年：“西方文明是个错误”，他们预言地球系统正在跨过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走向大突破、大转变、大跃迁阶段，整个人类势将进入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全在我们如何选择：要么进化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要么灭绝。
至此，“均富”梦彻底破灭，最早梦醒的可能是南怀瑾先生。2004年他在一次讲座中说：
“共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全国中山装，男女穿的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尽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那个时候，有位同学从大陆回到香港跟我讲:‘我佩服了共产党！我当场和他们讲，有三点不得了：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医药方面，医疗挂号只要两毛钱，任何人吃药，中药西药合起来只有十几块钱，没有医生要红包的。这三样，我真佩服了！’我说，有道理。”（《南怀瑾讲演录》）
就笔者有限阅读所知，如此正面评价“均贫”的当代学者，南怀瑾似乎是第一人。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明中，下面却是主流思想：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回顾文明史，中华传统文明始终面对一个艰难的课题：如何在严酷的资源制约下，维持种族的存续？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都与此相关。而以扩张和奴役他族为原动力的现代主流文明，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主流文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我们先辈曾认真对待的问题，以远为严酷的态势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思考？既然在主流文明的藩篱内没有出路，那就只好——
“让思想冲破牢笼！” （全文完）
《科学时报》 (2011-2-22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