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收录了爱因斯坦和玻恩夫妇40年内一百多封通信，这40年历经了从一次大战后期的德国到希特勒上台（1916~1933）、从希特勒执政到二次大战结束（1933~1945）、从冷战开始到爱因斯坦逝世（1945~1955）三个时期。玻恩在1965年编辑了这本书信集，并在绝大部分书信的后面写了评述，介绍该信的历史背景和有关细节。此书德文版在1969年出版，上有罗素写的前言和海森伯写的序。玻恩的女儿伊雷妮翻译的英文版在1971年出版。本次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2005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前面增加了玻恩的儿子古斯塔夫写的“新版说明”和物理学史家布赫瓦尔德（现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和物理学家索恩合作撰写的序言。我翻译时也参照了1991年出版的德文版。

 

2010年是爱因斯坦逝世55周年，马克斯·玻恩逝世40周年。在今年出版《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中译本是很有意义的。

 

爱因斯坦是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旗手，他在1916年前，已经创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为推进量子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玻恩也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对固体物理、光学都有巨大贡献。他们在40年的通信中，涉及相对论、量子论、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晶体、液体、超导、宇宙线、宇宙学、统一场论等等十多个物理学分支。

 

玻恩早在1913年就为狭义相对论作辩护，并把它推广应用到电子运动。对广义相对论的两个经验检验（光线的引力红移和引力偏转），玻恩曾根据弗罗因德利希的观测结果有所怀疑，但爱因斯坦仍很自信。但后来，随着观测技术的进展，都确认了爱因斯坦的预测。在量子论方面，爱因斯坦最早把量子论推广到辐射和固体领域，1912年以后，玻恩把量子论推广到晶体领域、原子和原子发出的辐射领域。爱因斯坦起初对海森伯、玻恩等创建的量子力学十分赞叹，可是后来在量子力学诠释方面与玻恩产生了分歧。直到1953~1954年，爱因斯坦、玻恩和泡利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的讨论。他们有关这些问题的通信、探讨，是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的经典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布赫瓦尔德和索恩在2004年为本书写的新版序言论述了本书出版后近40年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进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们在序言中提到了探讨量子引力的弦论，遗憾的是没有提到21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圈论。

 

这本书信集不仅对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有巨大意义，对科学社会史也有巨大价值。一次大战后到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巨额的战争赔款、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的大学不得不通过减薪、裁员来维持局面。可是就在这个时期，玻恩在格丁根大学却培养出了海森伯、泡利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尔旦、海特勒、洪德、韦斯科普夫等等这样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大数学家冯·诺伊曼、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氢弹之父特勒都曾在那里学习。在格丁根大学，还有希尔伯特、外尔这样的权威数学家和物理数学家，有弗兰克这样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这个团队，创建了量子力学（矩阵力学），提出了不确定原理、不相容原理、对波函数的概率解释，把量子力学推广应用到原子、分子、固体、化学、辐射等等领域，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他们为什么能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的传统，数学和物理、理论和实验的紧密结合，与柏林、哥本哈根、慕尼黑等地的权威物理学家的密切交流，玻恩夫妇与助教、学生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政府和企业家的支持等等，其中原因，值得科学社会学家作深入的研究。1933年以后，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玻恩流亡到了英国剑桥，后来到了爱丁堡。从那以后，玻恩和爱因斯坦虽仍保持通信，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玻恩和爱因斯坦在通信中不仅谈科学，也讨论了动荡时代的政治。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爱因斯坦是比较同情的，他认为这是军国主义、官僚压迫和富豪统治等罪恶的后果，他希望共产党人能对情况有所改进。

 

对于协约国要求德国付出巨额的赔款，玻恩感到十分忧虑，他担心这会激起德国人的愤怒、仇恨和报复情绪，从而产生新的战争狂人、导致大灾难。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忧虑。

 

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爱因斯坦不能再回到德国，最后流亡到美国。玻恩从意大利转到了英国。他们都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感到吃惊。爱因斯坦和玻恩都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暴行。爱因斯坦认为德国是“大众杀人犯的国家”，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而玻恩在1953年退休后，就回到德国定居。他说在德国还有足够多的相当好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希特勒时期也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不能要求他们对纳粹的罪恶负责。玻恩回到德国后不久，即于1954年荣获诺贝尔奖。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努力唤醒德国同行的良心，拒绝制造核武器。他感到有责任向大众启蒙核战争和其他技术发展的危险并为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而战斗。他通过演讲、广播讲话、电视讨论、著书立说来做这件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玻恩也反对英美对德国德累斯顿地毯式的轰炸和对日本广岛、长崎扔原子弹。玻恩起初不知道是爱因斯坦建议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不过，爱因斯坦是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特定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在他逝世前不久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中明确主张“销毁热核武器”，要求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玻恩在1957年签署了德国核物理学家的格丁根宣言，主张联邦德国放弃拥有核武器，签名者决不“以任何方式参加原子武器的生产、实验和应用”。

 

玻恩和爱因斯坦通信中的一大主题是帮助困境中的物理学家。在德国的时期，是帮助那些比德国更困难的俄国和东欧的物理学家，如鲁默尔。鲁默尔回到苏联后，在斯大林时期被送到北冰洋附近的集中营，几乎丧命。斯大林死后，他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的物理研究所所长。在1933年以后到二次大战期间，玻恩和爱因斯坦一直在尽力帮助受到纳粹威胁的犹太物理学家。在爱丁堡，玻恩先后有4位中国的研究生和合作者（见黄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写关于玻恩的条目），彭桓武院士曾和他合作研究量子场论、黄昆院士曾和他合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在中国学者要绕道美国回国时，玻恩还写信请爱因斯坦帮忙。玻恩在书信集中没有提及名字的两位中国物理学家是程开甲院士和杨立铭院士。彭桓武和程开甲是研制、实验两弹的元勋，黄昆是我国半导体物理的先驱，杨立铭曾任我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在爱丁堡，玻恩还有一位合作者是从德国流亡到英国的物理学家富克斯，他后来在英国、美国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1950年因泄露机密给苏联而在英国被判间谍罪，囚禁了9年。1959年释放后到东德定居。据网上介绍，那年我国两弹元勋钱三强院士还去访问过他，但查无实据。

 

在书信集中，玻恩还记述了美国高盛银行创始人戈德曼的儿子亨利·戈德曼同玻恩和爱因斯坦的交往，他的德国情结以及对玻恩在格丁根的物理研究所的资助。玻恩还谈到了他同曾任英国国防大臣和副首相的霍尔丹勋爵的交往，谈到了在一次大战前霍尔丹曾代表英国到柏林同德国讨论停止海军军备竞赛失败的往事。爱因斯坦和玻恩也曾两次谈到西班牙裔的共产（第三）国际的早期领导人拉狄克，一次是说他的小册子写得不错，一次是谈斯大林对他的审判。拉狄克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6年，他在校内讲授中国革命史。他和托洛斯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观点在共产国际内引起了争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思想界。所以，这本书信集对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也很有价值。

 

爱因斯坦和玻恩在书信集中也谈到了与著名科学哲学家石里克和科学史家波拉尼（在他们成名之前）的交往。玻恩夫人是剧作家、诗人和虔诚的教友会信徒。她同爱因斯坦在通信中讨论宗教、人生、文学。这些信件展示了她和爱因斯坦之间的真挚友情。

 

总之，我在译完这本书信集后，深深感到，此书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本文为《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译后记，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科学时报》 (2011-2-17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