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站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交替出现；国内自豪者与忧虑者并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退休华裔物理学荣誉教授林良多(Duo-LiangLin)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首英文诗《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道出了150年以来中国的处境。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

 

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

 

当我们闭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

 

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

 

当我们风雨飘摇时，你们铁蹄入侵要求机会均等；

 

当我们整合破碎山河时，你们却叫嚣“给西藏自由”。

 

当我们推行马列救国时，你们痛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

 

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你们又嫉妒我们有了资本。

 

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

 

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

 

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

 

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

 

当我们发展工业时，你们说我们是污染源；

 

当我们把产品卖给你们时，你们又说造成地球变暖。

 

当我们购买石油时，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灭绝种族；

 

当你们为石油开战时，却说自己解救生灵。

 

当我们动乱无序时，你们说我们没有法治；

 

当我们依法平暴时，你们又说我们违反人权。

 

当我们保持沉默时，你们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

 

当我们敢于发声时，又被说成是洗过脑的暴民。

 

（见新华网2011年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1/12/c_12971602.htm)

 

林良多说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让人感触良多。更重要的是，林良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现状如何？我们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如何？我们的未来何在？这迫使人们将中国的道路放在当今主流文明的大背景下观察，反思被主流学界奉为公理的意识形态教条，直接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启迪。

 

 

“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多年，它深深地刺激着每个国人。以至当年“除四害、讲卫生”能形成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毛泽东将体育主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使中国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广播体操王国。即使体育主管部门转向去搞“产业化”之后，一场球赛的胜负都可能刺激国人敏感的神经，引发意想不到的事件。当年的女排是每个国人的骄傲，而男足则沦为盛满唾沫的痰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后，国力已今非昔比，“歼20”曝光更在网上激起了强烈的自豪感。中国在经济上是美国的债主，在武器上亦远非小米加步枪，在一些人看来，我们似乎已经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其依据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以前），或人均国民总收入（1990年以后）。在有重叠数据的几年里，比较两个指标，差异很小，将它们合并起来，可以表明中国相对地位的演化过程（见图1）。

 

国家统计局历年的《国际统计数据》，其相关数据取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由于世界银行的中国数据不完整，笔者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出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此即图中的“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两者差异很小。

 

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自本世纪以来，逐渐离开低收入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但在世界银行的标准中，所谓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差无几，两组曲线几乎都贴在横轴上，它们距高收入国家几乎同样遥远。从2002年到2008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1321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增长1490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11.28%；低收入国家增长了130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0.98%。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都被高收入国家卷走。

 

有人宣扬“G2”，似乎中国已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但至少在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美国的6.18%。那为何美国对中国如此惕惕然？“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是否可信，不妨用数据的简单外推，作一个粗略的观察。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均值/美国人均值的发展趋势（见图2）。

 

数据显示，如果维持过去的大趋势，40年后，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让我们想象一下这将是一个什么场景？由《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查出：美国和其他13个最富裕小国，占人口总数5.4%的人口，消费了27.7%的一次能源。而今中国13亿人占全球60亿人的21.7%，如果我们也达到他们的水平，将需要消费全球能源的111%。这还需假设他们的消费不再增长，事实上，图1告诉我们，他们增长的绝对值比我们还高。

 

不突破地球资源制约，而达到图2预示的情景，逻辑上只有一个途径：高收入国家降低其消费水准。然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表明，美国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其现总统奥巴马则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强硬的小布什致力于维护美国生活方式，伪善的奥巴马则辩称。

 

“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当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几乎为零。结果呢？英、法、荷、美、日，世界银行列出的“高收入国家”，仗着坚船利炮，几乎个个打过中国，中国是被他们打上工业化道路的。直到中国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后，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对台军售事件……几无消停。去年更将航母开进了黄海。“发达国家”之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其人均资源的消耗远大于中国。高呼人权的奥巴马居然腆着脸要求中国负责“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显然，在奥巴马看来，美国人消耗资源的权利天然高于中国人，这就是他们的“天赋人权”、“普世价值”。

 

图1告诉我们，所谓中国的“崛起”，充其量处于萌芽阶段，图2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三四十年，势将危及“高收入国家”的安乐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责骂我们抢走了其“饭碗”；又将自己“国债累累”归咎于我们；还指责我们“掠夺资源”，将“地球变暖”甚至“摧毁地球”的罪责同样推给中国。

 

他们显然懂得《道德经》的教导“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要趁中国尚未足够强大之前遏制之。所以中国人看到了一张张傲慢、狰狞、伪善有时又沮丧的嘴脸。其实，他们摆出什么嘴脸，这些嘴脸如何变幻，本无所谓。看强人脸色过日子，一辈子只能是奴才。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看清这是一个怎样的“林”，认清这“林”中的生存法则。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切入点是思考150年前，中国为什么沦落为半殖民地，为什么差点被列强瓜分、被日本鲸吞。

 

 

其实，150年来，人们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严复、杨度、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作出过自己的回答。今天主流媒体上的主流观点，滥觞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部著名的6集电视政论片。

 

150年来中国经历的苦难，被这部政论片归结为：黄土地上的“黄色文明”不敌起源于地中海的“蓝色文明”。在事实判断层面，其作者正确地写道：“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而在价值判断层面，“黄色文明”被描写为闭关自守、保守封闭、缺乏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没有市场机制、不重视知识分子、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神秘的超稳定结构……“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作者认为中国的“黄色文明”是大一统、专制的农业社会，它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却缺乏创新的动力，阻碍了向现代化的转型。

 

而对“蓝色文明”，作者一往情深地倾注了全部希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民族英雄作为反衬：“公元1588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着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作者忘了提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靠“无敌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掠夺金银财宝而致富，成为现代主流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出征英国那“轰轰烈烈的一页”，结果是“无敌舰队”全军覆没。从此以后西班牙急剧衰落，“海上霸主”的地位被英国取代。此后的大英帝国海军，轰开中国大门，将鸦片贸易强加于国人，以维护“自由贸易”这一“普世价值”。

 

作者也忘了提及，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后来发展为大日本帝国皇军，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从甲午战争的割台湾、琉球，到占领东北、华北，直到全面侵华。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落后就要挨打”，将这150年中国的惨痛经历归咎于自己的“落后”。在反思何为“落后”时，对比“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凡有差异之处，均视为我们的“落后”，于是强盗们反而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甚至代表了“普世价值”。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走上了“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道路。而“补课”30年后，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主流观点”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痛切体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世界，再次将这个问题摆到了国人面前。迫使我们再次深思何为“先进”与“落后”。

 

 

在主流观点看来，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是150年前我们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从这个观点看，连鸦片战争都有理由为大英帝国辩护（《历史教学》2003年第12期发表张宏伟、蔡中坚的论文《鸦片战争也应有“维护商业”性质》）；更有人在天涯论坛上发文，称鸦片战争被“误读”，“其实质是反垄断和贸易自由”。（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04090.shtml）《历史教学》的读者群是中学教师，市场经济的神圣地位就通过这样的渠道注入下一代的头脑。

 

然而，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就越来越商业化了。研究经济史的西方学者则发现：西方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中华帝国晚期则是在实践自由市场。

 

拉蒙·迈尔斯（Ramon Myers）描述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网状经济”，它由小规模经济组织组成，它们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相互结成契约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靠市场解决交易费用问题（见John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Asia，c.1500-c.1800: Easl Asianin the Age of GlobalIntegr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8,1,p.19.）。如果了解如今闽浙地区的“块状经济”，这种状态并不令人惊异。

 

彭慕兰考察了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结论是，中国的江南比英格兰略有优势。且直到1789年，“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eonomy”,p.17）。

 

与之对比，清廷宫中所需，与明代相比，自行制备置和经营者更少，而向市场购买的更多。康熙十四年（1657年）禁止“里摊”（官方强征强买），康熙十五年规定官家仗势强买，“不开实价”等“具照贪官罪例”（见朱伯康等《中国经济史》p435）。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民间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北方经商者以晋商为主，“京师大贾多晋人”（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内务府来文”和“刑法部档案”等，摘录晋商个人样本136例，时间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宣统清亡为止（1911年），分析了在京晋商的面貌。

 

“这些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近30个行当，计银钱店13家(内3家称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粮店8家，酒铺、油盐店、砖瓦厂各5家，烟铺、茶馆各4家，当铺、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铺、木厂、杂货铺、粥铺、客店各2家，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饭店、草铺、香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各1家，还有开设炉房、铜器作坊、小煤窑、砖瓦窑，从事贩羊、贩骡马买卖和在工部铸钱局工作等。”（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之繁荣。郭松义指出：“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过几家、十几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这些中小晋商勤奋努力，不顾本小利薄，把铺面开到街头巷尾，既流通了物资，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运转，体现它的生机，从而显示了晋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础和无限实力”。（同上）

 

晋商在明代（1368年至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1644年至1840年），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大范围的国内外贸易，催生了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票号”等。

 

从全国范围看，刘秀生逐一检索清代地方志，“竟呈现一幅覆盖清代全部版图的一个完整的商业交通网”，他将其划分为十条交通干线。可见清代已经存在一个全国流通的大市场（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

 

18世纪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年～1774年)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笔下，中华帝国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后者在单一主权下统一起来的话”。稍晚的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鼻祖，他也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刘秀生的考证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与之相比，亚当·斯密在1776年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见《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系的谱系》乔万尼·阿里吉）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

 

可见在清代，市场经济的发达至少不亚于西欧。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美国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这样描写的。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在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对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见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p.531)

 

显然黄宗智注意到自由竞争造成了社会分裂和社会环境恶化。

 

历史经验再次告诉我们，自由竞争确实能催生出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使社会迅速分化，社会认同瓦解，道德崩溃；使国家成为一头肥硕而缺乏自卫能力的羔羊。清末民初，正是这种状态，使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主流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配之以宪政民主。而民初我们就有过类似的政治构架，结果却是各地军阀在不同列强的操控下割据一方，成为其“势力范围”的代理人，国家则陷入百年动乱之中。

 

可见，问题的关键跟本不在于“市场经济”与否，而在于理解当今主流文明的运行机制。只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问题，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是瞎子摸象。要理解现实与历史，必须观察当今主流文明的起源、历程与运行机制。

 

《科学时报》 (2011-2-15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