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投入？我们曾经考虑过，但是只能拣最直接的一些渠道稍做投入。眼下，生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做企业，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一位运作企业20年之久的中小企业老板如是说。生存压力大、企业遇到各种难题，这或许是中关村数万家中小企业的生存状态写照。

 

中国，有超过90%的就业由民营科技企业解决，60%以上的自主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而这其中，中小企业又占据大多数。然而，民营企业所面对的现实却是机会不平等、国家扶持少、经营成本高、人才引入难……他们更多依靠自身艰难发展。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民营企业的生存负担。如此重压之下，企业将如何发展？

 

 

在2010年初，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曾表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制订一部示范区法规，从法律层面规范示范区的环境建设和规划。在过去的一年，这部示范区法规的草案在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虽然也有消息传出认为条例对企业的实质性支持并不明显，但是，它仍然是万众期待的示范区发展的重要助推剂。

 

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因为其“充满了对知识和人才的敬意”，且在众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突破，对于中关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10年之后，中关村的发展再次超越法规框架，新的历史机遇需要新的制度创新。2010年12月23日，《示范区条例》经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实施。条例在现行法律政策规定的基础上，从创新创业主体、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在法律层面保障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基础上制定的一部新法规，是首都“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部重要法律文件，对于推动首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对于中关村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2011年5月，《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的配套措施将会出台。对于新条例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创新、推进中关村区域发展，尚需时间验证。但是，对于众多民营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现实的很多政策却让他们感到诸多无奈。

 

2008年开始执行的国家高新认定办法，改过去“三免三减半”的普惠式优惠政策为支持那些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于是，中关村地界儿上的企业，被截然分为高新和非高新两个阵营，而且后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前者的数量。虽然，从支持创新的出发点来说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一刀切的政策规定，忽视了不同行业和产业企业的特点，使得一些类型的企业很难进入高新门槛，很难体现公平原则。而且，10%的所得税优惠标准，对于企业来说，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样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一些企业对于申请高新认定缺乏积极性，从而导致这项工作的推进遇到现实问题；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则因为该政策排除了对初创企业的支持，这使得初创企业在房租、人力成本飞涨的同时，无法享受到政策规定的税收优惠，负担进一步加重。

 

2010年4月9日，科技部发布了一系列政府采购新规草案，该草案中称“任何公司的产品，只要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符合国家的技术政策，拥有相关知识产品的法定权利，都可以根据‘自主创新’方面的规定获得认定，参与政府合同的竞标”。在企业看来，能够进入政府采购名录并击败其他投标单位，将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面对上千家政采名录，真正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企业却微乎其微。

 

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政府的采购手段，实现支持自主创新、节能环保、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国家支持国有品牌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比如，政府采购企业大打价格战，到底是应该以“采购”为目的，还是要达到“应用升级”？再比如，中小企业产品虽然进入目录却无法获得订单，无论是政府采购还是大行业订单，都存在设定企业规模要求、国内同类项目案例，甚至只采购国际品牌等不公平的规定，将中小型创新企业拒之门外。

 

“几千万元的项目从资质、同类案例的经验上就帮助大型企业很轻松地将中小企业剔除出竞争的范围之中；几十万元的项目则常常聚集了像神州数码、中软这样的大型企业，无形中把很多有技术实力又需要机会的中小企业挡在了政府采购的门外。”中关村一位软件行业的中小企业老总表示，“这些小项目若不能通过在政府采购中对中小企业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一方面浪费了大企业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也使中小企业失去了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没有参与的机会，中小企业依然不能获得资质，也不能积累成功案例的经验，中小企业又如何能快速发展呢？”

 

似乎中关村的大品牌大企业发展的舞台更为宽阔，但大企业们却也有苦水要诉说：政府采购和行业采购水很深，大品牌并非就一定有优势。类似中石油、中石化、电力这些强势的行业市场，往往国有品牌想插足其中基本没戏，就连进入金融行业，都很费劲，最后中标的多是国外大品牌。“有些时候订单已经内定了，一般都是靠关系拿下来的。”“我们遇到很多坎儿，比如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融资困难、人员不稳定、公关能力差、政府采购的资质要求越来越高……”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抬高了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门槛。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不能够倾向民营科技企业的前提下，机会均等是企业们一致的期待，“虽然给予平等竞争的机会，我们企业以规模不见得能够在招标中胜出，但是一单单的竞争和积累，总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能够成功。可是如果以‘采购国外品牌’为限定，将国产品牌拒之门外，那么，国内的创新企业，尤其是高端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就会非常艰难。”中关村一位创业板上市公司企业老总说。

 

2010年，媒体热议一现象——逃离“北上广”。在北上广一线城市的众多大学毕业生，因为生存压力过大，而选择离开。2010年，也有企业从中关村搬家，有的去了无锡的高新技术产业园，有的选择了西安，还有企业在纠结，走还是留？

 

为何而离开？为何而纠结？企业的动态只是单纯的行动吗？企业的心思到底是怎样？其实，让他们有所而动的，是身上背负的重重的“壳”。“壳”的构成很复杂，有房租因素、有市场因素等，亦有政府的服务意识。

 

比如房租。中关村房价贵，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0年10月，一家中关村中小企业从清华创业大厦搬到了怀柔新址。“没有办法，那里（原办公地点）太小了，公司发展快，又急需环境更大更好的办公地点。原来曾想进入上地地区的，但是房租太贵，无法承受。”因此，这家企业在怀柔购买了4000多亩土地，并建设了自己的写字楼。

 

在海淀区，有着相同困扰的企业并不少见。而与写字楼高价相对应的是，员工购房成为遥远的梦想。涨薪的比例远远滞后于房地产价格的飞涨。这一对矛盾已经导致人才开始转战二三线城市，或者下海创业，从而加剧了企业人才招聘的困难，有企业表示，“这个问题在未来会越来越突出”。

 

长期困扰企业的户口问题难以解决。一家做软件外包的企业负责人说，他的公司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长，可是从2009年开始，公司里几十名员工已经工作满3年，户口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这使得员工的家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如孩子上学成问题。而公司一年只申请到了一个北京市户口名额。“我该怎么做才能留住我最宝贵的智力资源呢？”有消息表明，2011年，进京指标将进一步紧缩，原来已捉襟见肘的指标数将可能大幅缩减2/3。而支持针对高端人才引进的政策，大多数企业认为其规定过于严苛，难以企及。

 

在这些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企业的运营成本却越来越高，员工福利不断上涨已经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企业的福利负担真的挺重的，一个员工的福利支出，大概占到工资比例的45%。”中关村某IT大企业的相关人员说。一家做外包服务的中关村企业负责人则表示，每个月公司对员工的花费占到三分之二。

 

2010年，《新劳动法》颁布。关于《新劳动法》给企业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成为2010年热议的话题之一。作为企业代表，北京圣博润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岗参与过多次有关《新劳动法》讨论的会议，每次他都要呼吁，“工资增加、福利成本增加等，我认为还是一个显性的东西，是能看得到的；但是它现在在规则设置上的一些不合理，对企业实际上造成的隐性成本比显性成本要大多了。”

 

对此，北科光大副总经理张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可以理解法律倾向于保护弱势群体，但是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大环境，作为民营企业，本身国家的支持就少，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解决，很多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面对。企业负担很重，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如果民营企业都被限制死了，做不起来了，保护员工利益也就无从谈起。这是根和本的问题，企业都做死了，这些条文又给谁制定呢？”现在的公务员热和国有企业热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民营企业存在的某些实现问题。

 

“要想发展好，企业就得清楚自己的手里有几张牌。”多年前，记者采访一位企业负责人时，他就企业自身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其实，他所说的“牌”并非只是单纯地看企业是否具备某一项的能力，比如只有创新力，没有推广，是不行的；开拓能力强，却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拳头产品，也不能打出一番天地。总之，做好一个企业，应该清楚手中所有的牌，比如技术、市场开拓能力、对政策敏感程度、品牌知名度、法律常识等。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普遍经历了公司内部的变革调整，那是为适应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要求。然而，今天大量中关村企业，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企业在创业初期没有一个正规的体系框架，当发展到一定规模，调整势在必行，但是否能够调整到位，调整的结果是否合理有效，都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企业的成败甚至生死。

 

在创业初期，大多企业都埋头研发，忽视了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位中关村国际孵化园内企业的创业导师经常会给园区企业上一些关于税务和财务方面的课程。在和企业交流的过程中，该导师发现，企业老板们根本不关心课程内容，他们认为自己的企业不会出现税务问题。事实却不然，很多企业出现了漏税的情况，企业并没有故意逃税，却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去缴税。无形之中，企业的心态体现出自己的无知与法律意识的单薄。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关村企业亦存在不足。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主任琚存旭认为，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企业自身管理层的重视程度有关，更与企业发展的状况有关。比如，企业有没有知识产权，运营资金是不是紧张，是否经历过诉讼等方面有关。目前的问题是，中关村很多企业，无论规模大小、知名程度高低，大多数对这方面的管理不是特别重视。“原因很简单，管理知识产权是不能直接见效益的，有些地方甚至还要花费更多。”

 

中关村有一家医疗器械行业的老总，一次他打算把工作创业20年的历程进行总结，当总结到产品品牌推广的时候，他才发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内，公司从来都没有对其品牌进行统一管理与规划。中关村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品牌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

 

企业发展中所暴露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的，在抱怨外部环境的同时，企业也要审视自身的不足。同样的发展环境，为什么有些企业发展起来了，自己却举步维艰？日前，在中国民协的团拜会上，经济学家汤敏表示，2011年的经济形势并不轻松。中小企业们身上背负的重壳一时难以脱下，外部环境的法律法规完善需要时间。而要在严峻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企业必须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聚集资源为我所用。

 

《科学时报》 (2011-2-12 A1 中关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