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伊始，魏乐博即强调，他关注的并非“全球”或者“地方”，而是“界限”，即全球—地方背景下的界限。他指出，“自然”这一概念无论在中文还是英文语境中都是不清晰的。清末之前，中国曾有其本土的“自然”概念，并未将文化与自然分离。现在使用的“自然”一词则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而来的，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对中国“自然”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关于“自然”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如何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求同存异。

 

魏乐博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基础上的推论，即环境对于中国自然观的影响。晚期中华帝国，即中国明清时代对自然的认识是多元的。第二部分则分析三次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明清以后“自然”概念的影响。中国迎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是美洲谷物的输入。这次浪潮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冲击，但不严重。第二次是欧洲笛卡儿式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心灵与肉体分离。第三次则是近几十年来的生态主义，但依然持将人与自然两分的立场。

 

魏乐博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具有两种生态形式，即河谷生态和山地生态。在河谷生态亦即流域农业中，宏观上，权力体系由帝国中心扩展到蛮荒之地，其中心的典范包括北京、南京等城市。微观上，体现为宗族和寺庙。这种权力中心在食物方面的体现，就是以米、面等谷物为主食。

 

与河谷生态不同，山地生态出产不同的食物，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以及那里的少数民族。流域农业的政治权力以皇帝为中心，而山地生态权力则体现在穿山甲、冬虫夏草等作为中药材所具有的独特效力上。国家权力不上山，对山地的控制较弱，历史中的起义往往都萌发于山区。

 

少数民族与汉族自然观不同。阿卡族的自然观是变化的景观，使用的景观往往是森林环绕、变化无常。相比之下，汉族等河谷文明的景观则是稳定不变的。

 

魏乐博强调，尽管之前列举了不同的自然观，但人仍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在河谷生态与山地生态的边界间移动，包括物理上的、精神上的等。首先是物理上的移动，如贸易、朝圣等。物理移动伴随着文化交融，如杂剧的出现、汉族会到瑶族的盘古庙去拜祭等。其次是精神上的移动，如婚姻、群体间的交流等。而在园林中设计假山、奇石等，是在想象上跨越山地和河谷的界限。饮食也是如此，米和面是河谷产物，肉类等副食则是系统以外的边界力量，而很珍贵的中药和奢侈食物如熊掌等来源于山地。鉴于少数民族和汉族间存在着这种移动与交流，这两种生态并非互不相关。而多元化本身就意味着接受交互、接受不同。

 

 

魏乐博指出，明清以后，中国本土的“自然”概念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在第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中，玉米、马铃薯、辣椒等作物是通过贸易传入中国的，并没有附加价值，或者说它是以技术的方式传入的，因此这一过程对权力的影响较小。

 

对全球化的第二波浪潮影响的考察，需要将目光转移到欧洲。启蒙运动将人的精神与肉体分离，将自然与文化划成对立的两极。民族国家的理念，意味着一个种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一个信仰。在这个自然观中，文化的作用是大于自然的。而中国传统上对“自然”的使用，如“自然而然”则并未将自然与文化分离。“自然”和“地理”等概念的现代含义，是通过教科书在中国传播的。

 

第三波全球化浪潮与第二波浪潮同时存在，强调自然需要保护。但不论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将人与自然界相分离。在中国，第三波浪潮的影响体现在政策的变化上。

 

魏乐博指出，法国大革命营造出了人人平等的民族国家形象，但它塑造的国家是单一的而非多元的，它造成了在现在法国政府对穆斯林、吉普赛人的处置等问题。美国看上去是多元化的，但实际上不是，它要求你不管来自哪里，都要做得跟别人一样。魏乐博坦言，他来到中国大陆及台湾，曾试图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尽管从中国的政策中没有找到，但在民间生活中却看到了多元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穿越生活与政策之间的障碍。在种族、宗教、政治等方面，界限的问题仍然至关重要，我们仍然能够从那些早期范式中获益甚多——在那时，多元化的系统和在边界进行的交互都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魏乐博就南美农作物对中国各民族的影响、“天人合一”观念以及人类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与听众展开了讨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部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师生学者参与了此次活动。报告由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主持。(刘梦霏/ 翻译 王心怡/整理)

 

《科学时报》 (2011-1-25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