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大地，伴随着纷飞的战火， “中国不亡，有我”的怒吼直冲云霄。苦难、哀伤、痛恨、顽强、向上……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以年过八旬之身，对故土，对父母，对自己的辗转求生、求学、求发展的历程一一回顾，经四年时光，凝聚成这部厚重的《巨流河》。

 

“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这是年少的齐邦媛将随学校转移前收到的父亲的快信。太多的茫然笼罩着战乱中的人们，以至年仅四十六岁的父亲语出苍凉。父亲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自十八岁起先后到日本、德国留学，二十六岁回国。因忧心战乱，参与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兵谏，失败后加入国民党致力于抗战，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潜回东北筹划抗日工作，而后回到华北，成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创建“国立中山中学”，招收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许多失去故土与亲人的年轻人，由此得到庇护。齐世英乘当年最后一班飞机抵台，却在五十五岁时因反对电费加价而被开除党籍。一生黄金岁月投入抗日救国，一片赤诚为民请命，却遭此境遇，不由得群情愤激，但这位妻子儿女眼中的“洁净温和的真君子”对此却泰然自若，他所心心念念的，是要对得起当年老革命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的头颅，“齐世英一生理想岂是在这小长安的功名利禄！”“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父亲对齐邦媛的承诺得以实现，而在困苦与战乱中丧生的另一子一女已永久失去，那魂牵梦萦的故土，也是终生未再重回。父母最终埋骨台湾，墓碑所向，是东北，是回家的路。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记录了父辈的理想、奋斗与失落，也记录了自己自年少到退休的大半辈子的历程。幼时的齐邦媛跟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东北到南京、到四川，常常改姓转学，在战火的蹂躏中渐渐成长为孤僻的“边缘人”。兵荒马乱间，除了亲情的牵挂，还有萌动的初恋情怀。那是齐邦媛哥哥的一位同学，他的父亲因协助抗日被日本人浇上油漆烧死，一家八口四散逃亡，他只身流落北平街头，后考入齐邦媛父亲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十九岁那年，更名“张大飞”加入空军，后参加“飞虎队”抗击日寇。六年之中的数百封信件，在张大飞殉国之后被送还给齐邦媛。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起昔日温煦的笑容与如今的尸骨无存，齐邦媛悲痛到麻木。不久之后，即迎来抗战胜利，举国狂欢，在喜与悲的剧烈冲击中，齐邦媛终于恸哭到天昏地暗。长期的思考之后，齐邦媛受洗成为基督徒，“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久地纪念他……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齐邦媛自1937年底逃离南京，此后只回去过两次。或许冥冥中自有指引，第一次回到南京漫步街头，“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的横幅刺入眼帘，由此她参加了张大飞的追思礼拜；第二次是在1999年，由友人相助，找到航空烈士公墓，拾级而上，站在张大飞列名的碑前留念。“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是如此的悲怆！

 

在年少时遭受激进分子的嘲讽之后，齐邦媛从此远离这不符合她“有情有义”的革命理想的政治，专心于学业和此后的文化传播事业。夫君罗裕昌在铁路局工作，直至退休的“近四十年间，所有的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内冲往现场抢修”。相互的牵挂与守望，共同的建设家园的理想，构成这个知识分子家庭坚实的基础。他们以毕生精力为家园的兴盛而努力，始终淡泊坚定，无怨无悔。对于写作此书的缘起，齐邦媛在自序中说道：“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八年抗日战争中，数百万人殉国，数千万人流离失所。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湮没与遗忘了。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此书正是年过八旬的齐邦媛尽自己的所知所能，对那些为守护国家尊严而殉身的人，那些不计个人荣辱建设家园的人的一种负责的记载。

 

汹涌澎湃的“巨流河”上，回响着“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的悲壮歌声，国人抵抗侵略者的风骨铮铮其间，还有那些名师的学识与担当，各行各业创业的艰难与执著……当一辈又一辈的身影渐渐远去，那些曾被忽视或遮蔽的历史片段的留存更显急迫。

 

《科学时报》 (2011-1-20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