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喜欢黑色的衣服，所以无论搬几次家，甚至在旅次中，打开衣橱，总有一大半各式各样的黑衣。黑色，以其高雅、稳重，在众多颜色中，成为我的偏好；唯黑色以其单调，质料与款式也是最须讲究。

 

衣橱就像是衣服的旅馆，多少衣服在其中悬挂暂留，也难免迁出离去。其所以离去迁出的理由不外有二：一是穿着者的体重增减变化，衣服不再称身；二是喜新厌旧，款式过时。多年以来，我的体重无甚大变化，所以众衣离橱的原因，盖属后者。曾经有过多少件黑色系列的衣裳在衣橱里悬挂而又离出？我已经无法计数，对于其中大部分的样式，甚至亦已不复记得。委实罪过。

 

唯独有一件黑色衣裳，十分令我怀念。

 

大概是二十年前吧；或许更早，亦未可知。那时的成衣不如现下，百货公司也尚未大兴如今日。台北的街头颇有一些小小的家庭式洋裁店。当时我家住在现在已被夷为大马路、各种车辆飞驰的辛亥路近三总医院附近，那条消失的巷子被称为罗斯福路三段一七八巷。巷口的罗斯福路上有一家建坪大约只六坪左右的洋裁店。一位中年的女师傅，带领着三两个女工勤勤恳恳地营业着。

 

由于地理之便，加以老板悟性高，而且做工精细，索费不高，那家小洋裁店遂成为我时时光顾的地方。通常都是先在博爱路或衡阳路选购好衣料，再拿到店里翻看时装杂志挑款式。那个年代，台湾的杂志似乎还停留在文史与哲学类的单纯状态，未若今日分类专精，所以洋裁店只供日本与欧美的时装杂志，属于本地的付诸阙如。

 

小店的客人有限，老板保留着大部分老主顾的身材尺寸记录，故而只要将款式选定、料子交去，便可指日以待，并无须每回量身。有时候，我并不刻意翻书挑样，只用口述或画个大概，敏悟的她也能制作出我心目中的衣裳。

 

那一次，我买回一块稍具张力的正黑色料子，忽然想到自己加工，使玄墨的底色产生绚丽的效果。于是预先草拟服装的样式，拿去小店与老板商量。我的构想是：在胸前与袖口各镶绲细细红边，并且饰以彩色刺绣，刺绣的部分，由我自己负责，老板懂我的意思，并且同意我的计划，遂由她先行剪裁，数日以后让我取回前胸部分和两只长袖。那胸口呈圆弧形状，两袖则是袖端张开如同小喇叭的样式。

 

我在上海日租界读小学时，四年级以后，男生有木工课，女生则受女红教育，所以习得一些基本的针线知识。我尤其喜爱法国刺绣。用一套圆形的小木绷子，将布料绷得紧紧，将稍粗的绣线穿在大眼针中，以多种变化的针法绣出花卉、翎鸟等图样。后来回到台湾读中学，虽然也有家事课，却形同虚设，没有实际学到什么技艺。小学时代训练出来的刺绣技艺，则令我受用不尽，我始终保留着绣花绷子，遇着有好看颜色的法国绣线，尚且总是忍不住搜购的。

 

当初构想刺绣，本是一时兴起，并未有预先准备的蓝图和样本。拿到老板剪裁好的部分衣料后，便即自胸前那部分着手。在胸前正中央向圆形领口，我用红色为主，配以黄色、蓝色等，绣出由下而上，渐形变小的各色花朵。花蕊一律是浅黄色，枝叶一律是翠绿色。花朵枝叶，全采半图案化效果，有别于中国湘绣的写实，较近匈牙利刺绣的趣味。中央的部分完成后，开始绣右侧，在正中与肩部之间，另绣一串稍微小些、短些的花叶和枝茎，色彩调配与样式安排故意使与中央那一串同中有异，以求活泼变化。

 

中央和右侧的刺绣，随兴所至，任意而愉快，但轮及左侧，问题就发生了；因其必须与先前所绣成的右侧对称。我绣花和写文章一样，总不爱打草稿再誊书，喜欢认真下笔，一挥成章。但图案化的法国刺绣若左右异样，必然滑稽丑陋，所以只得一针一黹踏袭先前之随兴。费神费时，有倍于前时。

 

我在张开如同小喇叭的袖端外侧，也大略依胸前的安排绣成三串大小的花朵与枝叶。而刺绣袖口的花样，除了与胸前部分左右对称有同等苦衷，又因左右两袖必须完全统一，所以困难更胜于胸前部分的工作。但因为净黑的布料之上不宜残留打稿痕迹，便也唯有战战兢兢之一途了。

 

而克服了困难与挑战，舒展三片绣成的衣料，私自欣赏，觉得心中充满了成就的喜悦！

 

趁黄昏天未暗前，我把绣成的三片送去巷口的洋裁店。老板和三个年轻的女工看到摊开在裁衣桌上的绚烂刺绣，不禁都暂停手中的活儿，围观称赞起来。

 

三日后，我依约去取衣。那衣裳悬挂在墙上最明显的部位，十分引人注目。玄墨正黑的衣料上，因为胸前及袖端的细致绲边，与正红色为主调的彩色法国刺绣相映成趣，高雅中复流露着艳丽。那正是我心目中的华衣。“好多人来问我们，这衣服怎么做成的？”老板喜悦地说，“其实，昨天就做好了。故意多挂一天，让大家欣赏欣赏。”“真的好看哟！”女工们也欢愉地赞赏。“是你们替我完成的。”我倒有些腼腆起来。仿佛很久以前，小学、中学时期，有时作文或绘画作品被张贴在教室后头或礼堂侧面的布告栏里，走过那附近曾也有过类似的腼腆经验。

 

那件衣裳是在迷你装和布袋装流行的时代制成，但我要求老板不要剪裁得太短，以配合我的职业和身份，而小领口及收敛的Ａ字形裙摆，则又可以在任何流行与不流行的时候穿着，所以存放衣橱里悬挂了许久。偶在稍稍正式的场合穿着它；甚至在喜庆的场合，亦因其绚烂的刺绣而允当合宜，也曾经带出国，在一些国际性会议的夜晚聚会里替我增添过一些风采。

 

我喜爱那件衣裳，因为它几乎是我的作品：其实就是我的作品。我已经不记得在衣橱里悬挂了多久，其实，也并不是经常去穿着它，有时候甚至好像忘了它的存在；就像一本昔日出版的书，搁置在书架上，并不一定时时去翻阅，但总知道它就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我把那件曾经花了心血的作品送出去，才猛然意识到永远失去了它，再也看不到了。书送出去，是可以再买的，纵令绝版的书，也容或有再版的可能；但我的黑衣裳却没有再版的可能。

 

送出黑衣裳，是出于被动状况。

 

也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为了援助泰北金三角的华裔子弟，台湾的文坛发起女性作者义卖文学作品以外的“作品”。我受邀赞助，觉得义不容辞。但环顾四周，繁忙的生活中，一时真找不到有什么可以义卖的非文字的作品，所以便将在衣橱内挂了多时的那件衣裳交给来收件的人。

 

送出去后，即刻懊悔了。翌日赶到义卖现场，想自己把它买回来，但为时已晚。工作人员告诉我，甫一展出，即有人高价订购。我只能对那展现于玻璃橱内熟悉的衣裳投注最后一瞥，怅惘离去。

 

这许多年以来，我时常怀念那件黑衣裳。订购的人想必是有情义的善心人，然则我的衣裳或者仍安然存在于我所不知道的某一个地方吧。

 

《科学时报》 (2010-12-30 B4 月末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