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科学学科体制化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无重大突破，其主要症结在于研究思路与视野少有创新，造成重复性和简单扩展性研究居多。张培富教授的《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以下简称《史考》），以中观层次的特定学科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对特定学科的特定科学共同体的整体分析为主体，以科学家的角色的形成为线索，通过集体传记研究的途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特定学科的体制化开展了社会史的考察，用真实的历史细节描绘了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建设的文化历程。

 

在科学史领域，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传统比科学社会史的研究传统要悠久得多，也更受重视。然而，真正的科学史意义并不是经典的论著能够完全体现出来的，因为科学本身不只是理论、知识、方法和精神，更是科学家的实践活动。科学之所以获取如今这样的崇高地位，正在于它所具有的外在的强大的物化功能。如果脱离社会而去空谈科学，去研究科学史，貌似保持了一种学术传统，实际上反而远离了科学的根本。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史考》的作者在全面考察了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分析了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后，择取了最富成效的能全面理解科学在社会中的发生与成长的社会史研究方式，将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研究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文化大背景下，在实证史料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进行整体观的考察，使科学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有机结合，在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和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把科学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目的是改变传统的把科学或科学家看成是超凡脱俗的形象，消除对科学要么不加分析地盲从，要么充满偏见的偏颇做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史考》致力于在历史的细节上有实证性的突破，借助于集体传记的研究方式，从中国近代化学家共同体的高度探讨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全书从六个部分展开分析论述：第一部分通过可量化的群体指标刻画化学家角色形成过程中社会因素的作用；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考察了在化学体制化最重要的三个环节——社团、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留学生们的突出表现和贡献；第五部分讨论留学生在化学体制化过程中取得的学术成就；第六部分特别考察了化学家角色的最高体现——院士群体。通过逐一考察化学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解决了化学留学生如何影响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的问题。这一研究因其选择归纳的留学生人数众多而具有很大的可信性，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阅读《史考》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即作者在把近代化学留学生群体视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进行分析的同时，无形中把他们作为一个“科学文化共同体”来看待。

 

检视这一群体，我们会发现，他们对化学体制化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创建社团及期刊、发展高等教育、建立研究机构、出版化学论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文化的倡导和身体力行。近代化学留学生回国后大多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学术性较强的部门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在从事“社会活动”和“科学教育”工作，他们通过推进化学及化工知识的传播、开展科学研究、加强化学各学科的建设、建立健全各种学术组织和建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学的体制化进程，同时把科学文化这一新型文化植入中国社会文化当中，为确立科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史考》作者在书中着力发掘近代化学留学生科学活动中的社会、文化意义。作者将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成就均置于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不仅如实展现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进程中的贡献，而且着力凸现了留学生们在国家内忧外患情境下，在求学、从业等方面表达出的强烈的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愿望，并对他们在科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救国精神进行了挖掘。

 

知史可以知兴替。本书作者不仅仅涉及历史，还从中国文化建设的高度，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对现实问题的文化观照，检视它们对于当代科学的意义。如在比较了近代与当代科学社团的形式后，作者指出近代科学社团往往能通过会员制而保持社团的自主运行和活动的独立性，维护化学家的利益，维系化学家的团结，担负众多的学术与社会职能，而当代的科学社团则由于难以达到经济上的独立，缺乏社会公信力与权威性，没有刚性的社会职能，多依附于官方的机构，在丧失体制上的独立的同时，更失去了学术上的独立。因而，只有选择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才是优化中国科学体制的最佳选择。

 

《科学时报》 (2010-12-30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