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金涛兄1990年相识，但早在1984年，就读过他的科幻小说《月光岛》。两人时有书信往来，偶尔还会收到他寄来的新作。最近收到他的文集《岁月遗痕》，对金涛的认识，算是更深入一层。

 

拜读《岁月遗痕》之前，只知金涛是安徽人，北大地理地质系毕业，到过南极等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采访，以科普、科幻知名，曾担任科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岁月遗痕》使我得以略窥其青壮时期的人生脉络，异日如果有人研究金涛（相信一定会有），该书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

 

《岁月遗痕》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共414页，分为“往事”和“书话”两部分。该书没有自序，以简短的《后记》说明将一些写于不同年代的文章结集成书的缘由，从中可以看出金涛对这两部分的态度，虽然“书话”的篇幅较“往事”略长，但在金涛心目中的地位，显然没有“往事”重要。

 

 

“往事”部分由15篇采访或回忆性文章构成，几乎都是珍贵史料，篇名依次是：《严济慈先生访谈录》、《访十世班禅》、《我师张景哲》、《巴金印象》、《随吴晓铃游琉璃厂》、《他拥抱着南极——记海洋生物学家吴宝铃》、《叶老与老叶》、《贾祖璋：中国的法布尔》、《胡风：一次夭折的报导》、《在鲁迅研究室的日子》、《围绕傻子瓜子的风波》、《戏剧家最没戏的日子》、《他长眠在南极冰原——记高钦泉》、《南沙沟访杨绛》、《与恐怖袭击擦身而过》。以下笔者试着依据时间先后，简介其中几篇，借以理出金涛青年至壮年的人生脉络。

 

金涛1957年秋考进北大地理地质系，同年张景哲返国任教，大四跟随张教授作论文，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我师张景哲》以文学之笔，叙述张教授的道德学问和爱国情操；文中也透露，金涛毕业即被迫改行，未能从事他所喜爱的专业。“文革”后兴起出国热，张教授的3位在美出生的儿女相继前往美国发展，接着张夫人赴美依亲，最后连曾经发誓不再踏上美国一步的张教授也去了美国！文末借着3次春节期间造访恩师，将感伤的情绪一步步迭高，散文功力令人赞叹。

 

“文革”时，著名戏剧家曹禺失去一切光环，《戏剧家最没戏的日子》叙写“文革”时与曹禺交往的点点滴滴。金涛说：“依我看来，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更谈不上有任何交往。”金涛以他擅长的白描，写活了曹禺的滑稽突梯，也写活了时代的荒谬。

 

“文革”后期，金涛回到北京，供职新闻界，但心境茫然，苦闷至极。1975年10月，周海婴上书毛泽东，内容涉及鲁迅书信出版及鲁迅研究，毛泽东亲自批示“立即执行”，当年11月就设立了“鲁迅研究室”。金涛与周海婴相识，成为研究室的成员。《在鲁迅研究室的日子》就是叙说这段经历。金涛负责编辑《鲁迅研究资料》及调查访谈，曾走访茅盾、杨霁云、曹靖华、萧军等，从萧军口中证实，上世纪30年代曾抨击鲁迅的“狄克”，即张春桥。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新时代的曙光，召唤我重回新闻战线，我再也无法平静地在书斋里做学问了。”

 

金涛于1979年奉命筹划《光明日报·科学副刊》，同年2月间第一次到上海访问巴金。金涛请巴金写篇文章回忆生物学家朱洗，巴金欣然同意。1982年2月，金涛再次访问巴金，请他为《中国科幻小说大全》写序，巴金不肯，理由是：“我要为读者写出作品，而不是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巴金印象》描写生动，是研究《随想录》时期的巴金的珍贵史料。

 

“文革”时期，著名科普作家、《鸟与文学》的作者贾祖璋先生下放福建，1979年金涛辗转找到远谪福州的贾先生，贾老应邀写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同年6月刊出。叶至善（叶圣陶之子）在《贾祖璋全集》序中说：“我们在报上读了贾先生的新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真是好题目，好文章……贾先生这篇小品同时吹响了科学普及的号角”。金涛说：“这篇文章也生动地反映了经历十年浩劫的磨难，迎来光明的喜悦的贾老心情。”

 

1982年11月，金涛在《光明日报》分6次刊出长篇通讯《安徽滁县地区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纪实》，接着于12月20日刊出《傻子和他的瓜子》。《围绕傻子瓜子的风波》一文详述这篇报道的前因后果。这篇报道牵涉经济改革的社资之争，引起高层关注，及至邓小平多次发表讲话，才平息了由此引发的歧见。

 

1987年，金涛曾访问钱锺书夫人杨绛，《南沙沟访杨绛》即叙写此事。当时《光明日报》有个不定期栏目“文坛漫步”，由金涛采访。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获西班牙国王颁授骑士勋章，金涛透过老友王逢振说情，杨绛才接受访谈。金涛来到沙沟钱府，钱锺书先生前来应门，随即退出书房未再出现。访谈话题围绕着《堂吉诃德》，后来谈及钱锺书，金涛问：“您认为钱先生的成就主要是什么？”杨绛反问：“你们认为钱先生的主要成就是什么？”以没有回答作结。

 

《严济慈先生访谈录》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篇。金涛以对谈方式，叙说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的一生，是研究严先生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访谈文学的典范。经由金涛事先规划的提问，严先生缕述其家庭、求学、留学及归国后的作为和遭际，附带述及一些知名人物，处处可以作为时代脚注。访谈录1991年写成（此时金涛是科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95年经严先生过目后发表，严先生阅后致函金涛：“所述全系平庸事实，一经大笔描写，读者不忍释手。将来略加补充，作为我的传记，更是美好幸福。”其实，这篇访谈录正是严先生的传记，金涛为传记文学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体式。

 

 

“书话”部分共53篇，大多是些两三千字的短文。金涛写了篇《开场白》说明写作缘起，让我们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说实在话，自从退隐林下，小老儿唯一的一点乐子，就是到潘家园淘书了。随手翻翻，偶有所得，便写了或短或长的札记。不过，需要说明一点，也有的并非来自潘家园，或朋友相赠，或其他渠道，凡是涉及书的文字，我统统放进一个框里，就叫做《书话》吧。”

 

金涛说，“偶有所得，便写了或短或长的札记”，其实有几篇只要略加扩充，就可发展成学术论文。举例来说，《亚洲腹地旅行记的序跋》一文，讨论斯文·赫定名著《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译本的序跋。该书除了原序，还有徐炳昶的一篇序，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其生平事迹不难查考。至于跋，该书有篇《译后记》，是译者李述礼写的，关于李的生平事迹，始终未见学者探讨。金涛给出答案，他在文末说：“李述礼先生对传播科学探险精神，翻译优秀的科学探险记的开拓性工作和巨大贡献，至今未能引起科普界重视。”

 

再举一例，《望远镜和中国最早的科学小说》一文，只要稍加调整，就是篇上佳的科学史论文。我自1996年起业余致力科学史，自信有此眼识。金涛发现，明末清初大戏曲家李渔（笠翁）的话本小说《夏宜楼》“竟是通篇以望远镜为经纬，敷衍出一出曲折离奇、令人捧腹的言情小说”。这个发现科学史界没人提过。金涛又说：“据说望远镜传入日本后，日本作家井原西鹤也写了一部小说《好色一男人》，其中也有以望远镜穿针引线的情节，与李渔的《夏宜楼》相近，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巧合。”金涛的发现，还可作为比较文学的题材呢！

 

金涛兄和我年龄相若，我们都退休了。他退休后悠游林泉，我退休后到学校兼课，我的课不考试，但一学期要交两篇读书报告。我常告诉学生，撰写读书报告，最重要的是：简述所读书籍的结构和内容，使未读该书者亦可知其梗概，不必汲汲于发抒一己感想与心得。为金涛兄大作《岁月遗痕》写的这篇杂文，就算是此一理念的自我实践吧。

 

《科学时报》 (2010-12-23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