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之间。但是有一个例外：希望公司。

 

当时和周明陶一起出来创办希望公司的17个研究生，是一批正值二三十岁，年富力强、心气盛的年轻人。与同时代的创业者相比，这批人，名副其实的是一批“少壮派”。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年轻人都愿意到国有企业去，周明陶能在这个大环境下，带着一批研究生下海创业，成为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中不得不书的重要一笔。

 

作为中关村第一批创业者之一，周明陶由此也创下了中关村民营企业发展史中的两个第一：第一个以中科院计算所研究生身份下海创业的民营企业家；希望公司是第一家由学生创业的民营科技企业。虽然今天学生创业是极普通的事情，但当时周明陶的举动，却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意义上的创业，无疑为后来中关村的学生创业进行了一个试验性工作。

 

年轻、创造、挑战、冒险和希望，这些词汇，组成了周明陶的希望之路。时至今日，回忆往昔，耳边犹响起当年毛泽东那段振奋人心又蕴义深远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周明陶很年轻。在中关村那么多民营企业家中，他或许是玩得最时尚最新潮的一个:开博客、玩摄影、写心得、说见闻。

 

但是周明陶又不年轻，20多年前希望公司成立的时候，他也有40岁了。

 

“现在很多人提起周明陶，都会以为我是个年轻人，其实我不年轻了，今年66了。”周明陶笑道。

 

任何人做任何事，都需要一个心理驱动。我们将其不科学地定义为“心理动机”。

 

心理动机的产生，有时可以小至某个人一个无谓的眼神，有时却可以大至某一次的大事件，甚至一个时代的变革。

 

在周明陶看来，能够在中关村这个地方，诞生中国第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其中的动机显然只有一个：形势所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进一步落实了邓小平思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的科学事业，中关村的建设，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都开始进入了一个春天般生机勃勃的发展时期。

 

春雷乍动，惊醒了在人们思想中蜇伏已久的冲动。

 

当时的计算所的人才青黄不接，所以在文革后开始恢复招生时，一下子招进来了一大批学生。这批研究生的年龄跨度大，最小的是十八九岁的应届毕业生，最大的都超过了40岁。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周明陶留在了中科院计算所。

 

作为当时计算所中“年轻人的一个代表”，周明陶和当时进入计算所的其他年轻人一样，都经历过一段被荒废的青年时期，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报国报民的心，特别的强烈。”

 

当改革的春风吹来时，这种想法就更加难以抑制，随时随处都有可能生发。

 

周明陶是他们那一批研究生中唯一一个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在学术研究上已经有一些地位，而且计算所对周明陶他们也很重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在青黄不接阶段挑起大梁。

 

可以说，周明陶当时在计算所的出路很好，机会也很多。

 

但是，这些并不是他想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刚刚结束了‘两个凡是’的争论，明确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各方面都要重新发展。整个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热火朝天的发展热潮，中科院也不例外。”

 

作为中国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发展中心，中科院也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出一份力。只是中科院不是赢利单位，它没有钱，无法在物质上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但中科院有的是智慧结晶，也就是科研成果。因此，中科院提出了要成果转化，把力量组织到发展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上去。

 

周明陶不想和计算所的前辈那样，局限在计算所这个地方，关起门来搞一些脱离现实需求的研发。他们向往的是能够同外界建立联系，共同研发一些符合当时需求的产品。在这种积极性的趋动下，同一批进入计算所的研究生同学们经常会在彼此之间进行很多的沟通。

 

年轻是前进的发动机，年轻是发现的放大镜，年轻是尝试的通行证。冲动、好奇、敢于探索，是年轻人的优点。过去的研究所内部有一个陈规：不同科室之间很难进行合作。但是，教室之隔却隔不住同学间的沟通和往来，尤其是那批刚到计算所的年轻人。

 

于是，以周明陶为首的这批年轻人行动起来，开始用各种方式穿越旧格局中的“门户之隔”。

 

渐渐地，每周三晚上成为了周明陶和他的同学们沟通的固定时间，一大批人会自发地跑到一个同学的办公室去，一起宣读论文、发表见解、交流信息，谈学术、谈工作也谈思想，俨然当时科学院里的一个“科技沙龙”。

 

那个时候，计算所和软件所尚未分家，参与讨论的人几乎包括当时所里各个领域的研究生，有做应用的、做软件的、做数据库的、做CAD的，做语言平台的和做体系结构的等等。大伙儿凑在一起讨论某个课题的发展方向，或是拿出最新得到的国外先进研究的论文来探讨。

 

在激扬文字，挥斥方酋间，他们不仅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突然感觉到了身边的世界，有些无奈。

 

周明陶发现了当时国内科研方向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在应用需求刺激技术研发的前提下，当时国内相对落后的应用需求，造成了国内的技术研发也是远远落后的。

 

“我们通过宣读一些国外最新论文，与国内相同领域的论文进行比较后发现，这种差距太大了，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关在象牙塔里做科研的话，只会越来越落后。”周明陶说。

 

促使周明陶由一名学者转变为一个创业者的事件是DBSAEⅡ进入中国。看到国外的数据库产品，对照一下自己每天晚上加班加点搞出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周明陶残酷地感觉到从技术对比上讲“自己根本不叫学者”。

 

落后是一个现实，这个现实让人有些沮丧。

 

幸好，周明陶不是一个容易被现实击倒的人。

 

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现实，成为他当时心中涌起的一个念头。

 

他看着眼前那一张张年轻而热情的脸说：“我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摆脱旧有的机制去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事情，改变现在的落后局面呢？”

 

 

周明陶等18人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向计算所提交了一个建议，建议脱离出计算所，成立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研发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技术的研究机构。

 

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所里的认可，还受到了两方面的阻力。

 

一方面是所里不希望这些好不容易招来的接班人才独立出去。因为文革后所里的人才本来就青黄不接，周陶明这一批研究生毕业出来，好容易算是接过茬了，但是你却要“独立”，这怎么行？另一方面是这些研究生的导师们也不愿意。

 

“因为我们国内的情况和国外不同，国外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独立，学生是去是留导师一般不会强加干涉，但是国内不同，导师招来的学生都是他认可的，并且认为有利于帮助他的课题一起展开工作的，现在你走了，过去几年的培养也白做了，他还得重新招人。所以，导师们从各自所带的课题角度出发，也不支持我们的决定。”周明陶说。

 

方方面面的意见都不支持周明陶们的建议，这几乎意味着，在计算所的体系下，周明陶的想法被判定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周明陶们做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被看作是胆大包天，甚至不管不顾的决定，“如果所里不同意，我们就集体辞职。”

 

请大家关注这几个关键词：“集体”是指包括了周明陶在内的18个人，18个当时计算所里年富力强冲劲十足的新生力量；“辞职”更是那个时代，20世纪80年代一个闻所未闻的词汇，中科院的工作是什么？是吃皇粮的铁饭碗，你不要了，要走，你这是什么想法？

 

多年后，周明陶说起此事，微笑着纠正说：“确切地说，我们不是‘辞职’，是‘跳糟’。”因为当时所里面不支持他们搞独立研究所，但是航空部支持他们搞，周明陶当时决定走出计算所，去航空部。

 

这个事件甚至惊动了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派人来调查。后来，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严东生对此事做了批示，同意他们成立一个独立的研究室。可研究室不能脱离研究所，这和周明陶们所希望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眼看着跳糟之举即将成行。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时中科院新技术开发局副局长钟琦起了关键的作用。

 

多年后，钟琪在接受采访时，口述还原了当年的历史：“1984年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科海公司的刘剑峰到我家，他说：‘计算机所的18个研究生要调到航空部，带头人叫周明陶。’ 我听后问为什么？他说：‘周明陶他们虽然不在一个科室工作,但是工作领域是相互关联的, 他们就想在一起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计算所领导为他们成立单独的研究室，计算所领导不同意，双方谈得很不愉快。周明陶就与航空部联系调动工作,航空部非常欢迎这么多的优秀人才,马上提出给房子等好多优惠条件。’

 

“我听完觉得不妙，虽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是18个研究生流动到航空部就不太正常，传出去对中科院影响也不好。当晚我和刘剑峰到宿舍找周明陶，他没在家别人说他在计算机所。我们俩又急忙赶到计算所,宿舍的楼道太黑走得又急，刘剑峰还把脚崴伤了。在计算所也没有找到周明陶，却遇见胡康通，他也是18个研究生之一，后来出任希望公司副总裁。他对我说:‘周明陶去航空部谈调动工作的事了。’因中科院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副院长周光召在外地，我当时就给中科院秘书长顾以健打电话，顾以健听后，让我告诉周明陶暂停调动的事，等周光召副院长回京后商谈。第二天早上7点,周明陶、胡康通等人就来到我家，看样子他们是商议了—夜。我请他们暂停调动的事, 周明陶他们同意了。”

 

周光召回京后，钟琪拉上周明陶就去汇报情况，还在路上的时候，就通过公用电话和周光召汇报了情况。

 

作为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和肯定要成果转化的，他用了一个礼拜时间，找计算所所长、科学院技术学部主任以及行管局等有关方面沟通后，对周明陶等18人坦言：“以目前国内的情况看，成立单独的研究室和研究所都不现实，申请办研究所比较困难，原因是科委要评估，还得办各种各样的手续，难度比较大；从国外的经验看，你们这样的事都在公司里搞，你们也可以成立个公司来搞。”

 

尽管对于公司究竟能干什么，当时的周明陶未必清晰，但周光召院长的回复还是让18个人看到了希望。最起码，成立的公司将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周明陶表示同意，他说:“请院长为公司起个名子。”

 

周光召说：“你们都是青年人，是明天的希望。公司的名字就叫希望公司。”

 

周光召也对周明陶明言，做公司是有难度的，因为要自负盈亏。

 

周明陶他们当年都是年轻气盛，何况也根本不知道办公司自负盈亏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完全接受，并开始着手成立希望公司。

 

1985年1月，北京希望电脑公司成立。当时跟随周明陶出来创办希望公司的第一批成员，全部是来自计算所81届的研究生。

 

这是一群年轻人闯出来的希望之道。如果没有当时不管不顾的跳糟之举，或许历史就会改变，也不会有希望公司的出现。

 

或许是这段经历，让周明陶对年轻人的冲劲有了更深的认识，“年轻人思维敏捷，没有固有的束缚，成功的年轻人，愿意一步一步走，愿意在实践中锻炼。所以我能用年轻人，就用年轻人。”

 

周明陶就这样带着一批年轻人，走上了一条艰难又充满希望的创业之路。

 

 

年轻人有的是干劲，有的是想法，但成事并不全在于人。

 

希望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国内还处于这样一个环境中：尽管都说要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办公司的态度和想法，与现在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周明陶提起当年创办希望公司时的经历，讲了一个笑话，“我当时在办公室里联系公司执照的事，被同屋的同事笑成是一个鞋摊修鞋的。因为那时你开设个摊点，和办公司一样，都要领个执照嘛。”

 

周明陶坦言当年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非议，“他们要办公司，不外就是想赚钱、想肥自己嘛。”

 

但是，他对此并不在意。他强调，当时这批人创业，是真正地为了创造一个“事业”，而不是为了什么财富地位。

 

周明陶坦言自己多少有点理想主义，“我不太在意别人说我们当时就是想发财，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现在讲创业的‘业’，是指财富，但那时的‘业’是指事业，我们当时的那批人，是真的抱着一颗做事业的心来做这个事情的。”

 

动机纯粹，可以让行动者心境明净，一往无前，哪怕对前途一无所知。

 

同样，心境明净的开拓者，更容易获得时代与他人的青睐，在那个热火朝天向上奔，敢想敢为敢尝试的年代，希望的成功，无疑从时代和环境中获得了不少支持。

 

周明陶当时的创业资金只有3000元。这个3000元是当时《人民日报》需要做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咨询，经原科海总裁陈庆振介绍，请周明陶去做了这个工作，然后《人民日报》给了他3000元的咨询费。周明陶把这笔钱全投入了希望公司里，先用300元开了户。

 

说起当年注册公司时的事情，周明陶说：“当时我们的注册资金是20万元，其实这个数字是虚的，因为我们账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当时我们是通过计算所出了一个证明，创办了‘注册资金20万元’的希望公司。”

 

1985年1月希望公司正式成立，周明陶任总经理。

 

中科院和计算所也给了起步中的希望公司很多的支持。

 

后来科学院给希望公司提供了一笔三年期的50万元借款，这是对希望公司一个很大的支持。

 

希望公司在一年后还了20万元，“第二年还30万元时，院里不让还了，当时计划局局长林文成说：‘你全还了，那怎么能算是全民所有制。’所以我们没还，再加上盖房的开发贷款25万元和后来向院里借了一台价值12.4万元的计算机，总共67.4万元人民币，成为后来科学院对希望公司成立初期的投入，希望公司也因此而成为了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此外，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创办人员的关系和工资都还挂在计算所，这也是所里对希望公司一个很大的支持。”

 

成立伊始的希望公司在计算所的宿舍区办公，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人意。

 

1981年底，周明陶请周光召、高企局局长张宏一起视察希望公司。周光召看后当场同意批条子给基建处负责人，最后基建处把中关村黄庄路口的一整块地批给了希望公司。后来，希望公司又将这块地的一部分，让给了陈庆振的科海公司。

 

在黄庄路口扩建办公楼的时候，希望公司得到了来自海淀区政府方面的大量支持。

 

“比如当时我们必须要到海淀区去立项，海淀区当时管基建的副区长，帮我们出面找关系批材料，解决我们这些起步中的民营企业的困难。包括当时海淀区的行管局和基建局都在为我们联系办证。这都是当时那个大环境下才可能产生的一种领导干部为民、为企业服务的状态。”

 

除了来自院所这方面的支持外，当时火热的外部环境也给了希望公司的成长很多支持和帮助。“比如外部舆论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等很多当时主流的知名媒体，都对我们公司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希望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有一批长期关注我们的记者队伍。他们在希望公司的成长过程中都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当时大环境对于我们的一种促进。”

 

周明陶认为，这些都是希望公司在成长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是能够拥有这一切，“还是要拜那个火红的年代所赐！”

 

 

在周明陶看来，只有当时的大环境下，才有可能生产出当时那样一批的人和企业，“像当年的中科院，计算所在学术上的气氛是相当开放的，选题是自由的，虽然各课室间的不提倡合作，但每个人私下的交流是开放的。因为科学院的研究文化就是一种开放和提倡创新的文化。”

 

因为科学院开放的学术交流气氛，才让周明陶和那批年轻的创业者们，有了思想发展的土壤与空气；正是有了这种开放与提倡创新的氛围，才有了周明陶和他的同学们在一次次科技沙龙聚会上的思想碰撞中，而后激发出独立、创业的火花。

 

这批年轻人，能够在当时全国科技发展得最好的北京，如此不安分于既定模式，勇于突破壁垒，不满足于关起门来进行科技发展现状，并带动了一批科技工作者突破了原来的模式，去发展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全要拜那个大时代所赐。

 

如果说创新是中关村成功的根本，那么敢想敢作敢为是当年的创业者们能够成长的原因。而当时那些领导们掌握政策的高超能力和全心全意的服务意识，是那个时代留给后继领导者最宝贵的财富。

 

“创新是我们发展的永动力，对于中关村在未来的发展，我们不能要求它永远都是发展的中心，因为不一定一个地方可以永远成为发展的中心，中关村要有一个态度：任何创新的事物刚刚出来的时候，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要宽容对待，不要一上来就批评。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有时瞻前不顾后也是好事，不要把年轻人的冲动消耗掉。”

 

周明陶强调，一个开明而有魄力的领导团队，会给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当大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再营造一个像当年海淀区那样的发展环境。每个领导都能够灵活地掌握政策，能够灵活地处理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区里的领导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和整个海淀区的发展着想，他们很灵活，对我们这些企业在发展初期做过的一些并不是那么符合规范的事情，他们采取了开明和爱护的态度来引导护航，这对我们而言，意义很大。如果当时的民营企业还在刚起步的时候，就被条条框框框死，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生机勃勃的中关村。中关村企业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把自己的短处藏起来，这也是以后的中关村企业发展时要发扬的一个经验。”

 

周明陶对当年海淀区政府所营造的宽松和高效的创业环境念念不忘。

 

多年之后，他回到上海市长宁区老家，时任上海长宁区的区长前来拜访，聊起希望公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环境时，周明陶不假思索地说：“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像当年的北京海淀区那样的发展环境，这个环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想企业所想，为企业提供高效贴身的一种服务。”

 

后来，这位找着了参照物的区长在很短的时候内为希望解决了落户上海的很多问题，于是希望在上海的分公司就落户到了长宁区。

 

在希望的带动下，包括联想等很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都先后入驻上海长宁区。

 

“那个时期，的确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都敢想敢作敢为，而且动机单纯，不计私利，这也是中关村创业者们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在现在这个新媒体新经济时期，从领导阶层到企业间都更加需要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

 

周明陶不止一次地表示，中关村民营企业的成长，功劳不在于某一个人，某一个团队，那些先行者，只能说是一批比较早地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走上了一条正确之路的人，他们不能说是创始者，他们的经历带给后来者一种启发，预示了一种可能性。

 

“真正的创造者和有功者，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那个大时代。如果没有那个大环境推动，不可能产生希望公司和现在这么多成功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周明陶说。

 

《科学时报》 (2010-12-25 A4 中关村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