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本报首席评论员 王中宇
水土资源配置失衡，是我国最根本的生态瓶颈。观察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中在西南部，而这里多是山岳、丘陵，平地很少。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本不适宜人居的山区聚集了巨量的人口，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粮食安全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而城市化的压力要求提供大量的城市建设用地；脱贫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则要求山区人口下山。这些都需要巨量的平地资源，如果自限于胡焕庸线东南侧，这个矛盾根本无解！
胡焕庸线西北侧，有大片的平地，其面积超过了东南侧所有平地的总和，然而，这里降水量极低，导致生态系统的初级净生产力低下，有大片区域甚至成了沙漠（见图一），于是宝贵的平地资源只能任其荒芜。
这些平地之所以荒芜，唯一的原因是缺水。
2010年9月21日新华社报道：
“因干旱少雨而被称为‘中国西部生态最脆弱’地区的甘肃河西走廊，今年却反常地多雨。公路边一向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里，长满了高低不一的各种野草，有的地方竟然像草原一样。沙漠里过去干枯焦黄的色彩，被浓浓的绿色所替代。”（记者连振祥《放眼河西满眼绿：反常气候使河西走廊沙漠戈壁长出绿草》新华社兰州9月21日电）
霍有光引证《中国科学报》（《科学时报》前身）的一则报道：
“在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创建了一个‘绿化先导试验基地’，‘利用高矿化度地下水’（其实就是咸水），在流动沙丘地区栽培沙生植物获得成功，建成人工绿地4.6公顷，园内刺槐、沙枣、白榆、桑树等乔木，成活率达100%；柽柳、沙拐枣、梭梭、白刺、沙冬青等23种灌木成活率达60%～84%；而盐生草、刺沙蓬、早熟禾、高草茅、剪股颖等草本植物则非常适应塔中矿化水灌溉环境。尽管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大沙丘’，但‘郁郁葱葱的红柳、沙拐枣、梭梭等大都超过人的腰际，有的甚至没过头顶’。”（霍有光：《海水西调发展海水灌溉农业与绿化北方沙漠》，霍有光的博客： 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108676.html）
可见只要有水，哪怕是咸水，这里就可以形成繁茂的植被，从而提高生态系统的初级净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存提供基础。水土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促发了各种调水、调汽、引海构想。近来广受关注的“引渤济疆”构想就是其一。
目标分析
“引渤济疆”构想分别由霍有光、陈昌礼两位教授独立提出。构想提出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阅读两位教授的构想原文和质疑、答辩文章后，笔者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构想中的工程实施后，能否实现预定的目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才有必要去讨论可能存在的副作用，权衡其利弊，寻找、选择具体的实施方案等等；反之，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
霍、陈两位教授构想的具体工程方案有别，但总体目标基本一致。对“引渤济疆”的目标，霍有光表述为：
（1）以海水作为生态水填充沙漠中干涸的盐湖，利用大面积人造湿地镇压沙尘源；
（2）利用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将海水蒸发为水汽，增加露水与降雨，以增雨所得的淡水，湿润北方气候；
（3）利用沙漠人造海，发展海水养殖业与海水种植业（嗜盐作物）；
（4）利用多梯级的人造海，逐级浓缩盐类资源，发展盐化工产业等等。（霍有光：《海水西调“内线”与“外线”两种方案的工程利弊分析》，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网http://www.slsdgc.com.cn/water/theme1/info.php?id=19865）
陈昌礼表述为：
“本文提出海水西调工程设想，意图在百年后使我国北方三大沙漠和沙尘暴获得基本治理，创造出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陈昌礼：《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中国工程科学》第3卷第10期 2001年10月）
“其一是，以海水代替淡水做生态水填充干涸盐湖，永远镇压盐湖沙尘源；二是利用西北太阳能，将海水蒸发为水汽，在西风带的推动下，将水汽源徐徐推向盆地东南的天山、祁连山、阴山、燕山等高山区，以增雨所得淡水整治西北沙漠。”（陈昌礼：《海水西调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基础工程》，《中国工程科学》第5卷第10期 2003年10月）
可见二位的基本目标都在于增大西北降水、湿润北方气候。如果引海工程能实现这一目标，将逆转西北干旱化的进程。这一功效意义之重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它可解决我国水土资源失衡的战略性问题。社会经济系统可用的平地资源将会扩大一倍，严重困扰我们的耕地问题、城市建设用地问题、山区生态压力问题都有望缓解。北部、西部将成为一个世纪内的经济发展重心，我国将摆脱单纯依赖沿海地区的格局，地缘政治环境将有巨大的改善。与如此巨大的战略利益相比，引渤构想现在预计的成本，根本不是问题。
但如果引海工程不能实现这一气候目标，霍有光提出的海水养殖业、海水种植业、盐化工产业都不具备战略意义，与解决水土资源失衡相比，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发展这些产业，合理的布局是沿海，不值得引海水数千公里，到内陆沙漠里去。
要证明人造水体能有效影响降水，并从全局上改造气候，从逻辑上需要两个层次的证明：首先，证明人造水体能有效影响降水，并改善局部气候；其次，估计单个水体对局部气候改善的程度与范围。基于此，方可定量评估人造水体与全局气候的关系。
因果关系：水体与降水量
霍有光指出：“柴达木盆地地处青海湖的西缘，属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盆地降雨稀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形成了荒漠生态地貌景观，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盆地底部有大小盐湖20多个，水源主要来自周边的山系冰川。珍贵而稀缺的水资源，形成了河道以及湖泊周缘的沼泽地与潮湿地，滋润了盐生灌木、莎草科密生草丘、芦苇、赖草等耐旱植物；养育了野骆驼、野驴、野牦牛、黄羊、青羊等10余种哺乳动物；提供了743.7万公顷草场，占全省草场面积的22.5%，成为青海有名的纯牧区。”（霍有光：《青海湖为建立沙漠人造海提供了天然参照系》 ，霍有光的博客： 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231.html）言下之意，盆地底部大小20多个盐湖，是周边山系降水的主因。
柴达木在行政上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其首府在德令哈。查霍文中的“743.7万公顷草场”，源自对青海省的一份介绍材料，原文是：“柴达木盆地牧农区。本区原为纯牧区，现为省内最重要的新垦区和商品粮基地。有可利用草场743.7万公顷，占全省的22.2％。”（http://so.hudong.com/search.do?so=doc&isFrom=intoDoc&q=%E9%97%88%E6%8E%93%E6%8D%A3）
观察德令哈地区的卫星照片（图二），发现它位于柴达木盆地最大的农业区上。这与它“现为省内最重要的新垦区和商品粮基地”吻合。
由图二可看到，柴达木农区位于周围山区冲积扇交汇处。农区东侧是个盐碱滩，面积比农区小，其间有若干湖泡，青海碱业有限公司就建于此（见图三）。
研读图二发现，德令哈的北部是长约5公里、宽约0.5公里的黑石山水库，从水库流出的渠水，将盆地分割为西部的农区和东部的钾盐基地。这暗示我们，更可能的情形是：四周山区降水汇流，造就了这一区域，现在的盐碱滩历史上可能是个内陆湖。换而言之，这里的湖泡可能是降水的结果，而非降水的原因。
事实上：“柴达木盆地周边高达亿亩以上的荒漠灌丛草地，构成了柴达木盆地的生态屏障，一旦破坏很难恢复。近几十年来，上游修建水库、中游工农业用水、生活用水量剧增，引起下游地区来水量减少，地表水、地下水水文过程发生改变，导致绿洲和荒漠植被系统因缺水而退化乃至消亡，大面积的荒漠化成为沙尘暴的源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农垦部门在宜克光河、哈图河出山口附近开荒种地，将两河河水引入小型水库用于灌溉，而农田所在地地下水埋深大都大于150m，农灌对地下水的补给微乎其微。由于两河河水基本都耗于农田，对地下水补给大为减少，至60年代末期，两河下游‘绿洲’已完全退化消失，植被干枯，变成了地面布满白色次生盐的盐碱地。”（何长英等：《青海省生态脆弱保护区划分及其地下水资源特征初步分析》，《青海环境》第19卷第1期 2009年3月）
这表明，盆地生态环境取决于来水与用水间的平衡，“来水”是水体变化的原因而非结果。
霍有光以青海湖为例，证明水体蒸发导致当地降水：
“青海湖区大约年均蒸发量为1411毫米，也就是说，1平方公里的湖面，全年可蒸发淡水141万立方米。湖区全年降水量为371.4毫米，其中夏季平均降水量为247.6毫米。青海湖表面积为4635平方公里，由单位蒸发量换算可知，湖水全年可蒸发云气资源65.35亿立方米。已知区内降雨量大约是蒸发量的三分之二，那么通过就地蒸发——降雨循环，青海湖每年提供的云气资源中，至少有43.6亿立方米的淡水经大气降雨，又回落到青海湖盆地，使盆地和周边地区获得滋润。”（霍有光：《青海湖为建立沙漠人造海提供了天然参照系》，霍有光的博客： 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231.html）
这里，霍有光从“区内降雨量大约是蒸发量的三分之二”，直接推出就地蒸发的水汽中“至少有43.6亿立方米的淡水经大气降雨，又回落到青海湖盆地”。这里的43.6亿吨正好是蒸发量65.35亿立方米的2/3。这告诉我们，在霍有光的推理中，用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就地蒸发的水汽中，有三分之二形成当地降雨。”这个假设与“区内降雨量大约是蒸发量的三分之二”表述的是不同的判断。即使后者是实测结果，可以相信，前者也需要另有证据。
类似的逻辑，在霍有光的论证中一再出现。
其一是：“用调1m3‘南水’的成本，可调来3m3多的渤海水。3m3渤海水通过大自然赐予的太阳能，可晒制69～93kg盐（可发展盐化产业），同时蒸发出2.31～2.07t优质水汽，其中有2/5或大约1m3的水汽将直接变成雨水回落到当地（据hb老田转引苏联科研资料说：‘地面降水约有40%是来自地表蒸发。’），其余部分则会湿润沙漠与北方大气。”（霍有光：《用黄河水能或西北风能资源换取渤海水资源》，霍有光的博客：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161.html）
其二是：“用海水淡化的成本（5元/立方米）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价（20多元/立方米）来调渤海水，后者比前者划算多了！换句话说，调3m3渤海水才相当于中线调1m3‘南水’的价钱，3m3渤海水通过大自然赐予的太阳能，可晒制69～93公斤盐，同时蒸发出2.31～2.07吨优质水汽，其中有2/5或大约1m3的水汽将直接变成雨水回落到当地（据hb老田转引苏联科研资料说：‘地面降水约有40%是来自地表蒸发。’），其余部分则会湿润沙漠与北方大气。”（霍有光：《再谈海水西调的成本问题》，霍有光的博客： 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304.html）
可见霍有光判断：水体蒸发的水量有2/5“将直接变成雨水回落到当地”，其理由则是网友“hb老田”转引的苏联科研资料：“地面降水约有40%是来自地表蒸发。”
霍有光在另一处指出：hb老田是位“热心且比笔者内行的网友”。（霍有光：《海水西调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比较成本分析及可行性研究——再谈西调渤海水改造北方沙漠问题》，2001年10月中高会海洋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01年度学术年会）
这位“hb老田”转引的苏联科研资料，笔者未能查到。没有上下文，无法判定其准确含义，更无法判定其可信度。但霍文中的2/5正好等于40%，似乎霍有光将“地面降水约有40%是来自地表蒸发”理解为“地表蒸发量的约40%形成了当地地面降水”。但这两个句子表达的，显然是不同的判断。
霍有光还引证虞卫国、王小梅、周陆生等人对青海湖的研究来支撑自己的观点。（霍有光：《青海湖为建立沙漠人造海提供了天然参照系》，霍有光的博客：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231.html）
虞卫国的研究关注青海湖环湖区沙漠化动态，目的是通过遥感手段摸清状态，而不是研究湖体与降水量间的关系。事实上关于降水量，文章中只提到了“蒸发量为降水量的4.3～5.0倍”（虞卫国等：《青海湖环湖区沙漠化土地的遥感动态研究》，《盐湖研究》第10卷第4期 2002年12月）。
王小梅的研究同样关注青海湖流域环境恶化的态势，并未正面讨论水体与降水量的关系。（王小梅等：《高原“湿地”——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评价》，《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年第2期）关于降水，文中共提到三次，一次是介绍当地年均降水量，一次是指出“气温的上升，必然引起降水变化”，一次是指出：“该流域径流受降水影响。”可见王小梅心中的逻辑关系是：气温上升导致降水下降，降水下降导致径流减少，径流减少导致湖面收缩。降水量变化是水体变化的原因之一，而非其结果。
周陆生的研究在于找到青海湖水位下降的主因，其结论是：
“近一百多年来，在暖干气候背景制导下，湖面蒸发量超过湖面降水量与入湖径流量之和，形成湖水均衡亏损量累计值递增的趋势，这是长期以来湖水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周陆生等：《青海湖流域近六百年来的气候变化与湖水位下降原因》，《湖泊科学》第4卷第3期 1992年9月）
“近一百多年来，暖干是流域气候的主流，在此气候背景制导下，湖水文特征主要表现为湖面蒸发量超过湖面降水量与入湖径流量之和，因此长期以来湖水亏损量累计值保持递增的趋势，这是气候变化导致湖水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周陆生等：《青海湖地区历史时期以来的气候变化》，《青海环境》第6卷第4期 1996年12月）
可见周陆生等是用降水量、蒸发量间的平衡盈亏来解释青海湖水位变化的，而非用湖水水体来解释降水量，因果关系正好相反。
对于降水机制，陈昌礼提出了三个条件：
“地处西北沙漠腹地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可获得丰沛降水。
（1）具有高山山脉的冷凝作用。西北山区降水云层最佳高度1400～1800m。
（2）具有充足的水气源供给。有充足水气源供给的高山降水丰沛；缺少水气源供应，同样高山则降水稀少。
（3）具有稳定的、合适的风向和风速。稳定的风速和风向将水源地蒸发的水气源不断向高山冷凝输送。”（陈昌礼：《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中国工程科学》第3卷第10期 2001年10月）
陈昌礼是通过比较伊犁河、潮白河、永定河（见表一）得出这一结论的：
潮白河、永定河靠近渤海，而伊犁河深处内陆，但伊犁河流域平均每平方公里产水量远高于潮白河、永定河。对此陈昌礼分析道：
“伊犁盆地地貌特征是南北天山向西开口。盆地向西张开双臂，海纳由西风带从咸海、巴尔喀湖以及中亚农田蒸发的水汽。由于西风带的推动，西天山几乎可以全年接受西域水汽会聚南北天山及巩乃斯山，冷凝降水再由伊犁河反馈流向巴尔喀什湖，形成一套比较稳定的地区内的水汽交换良性循环系统。”（陈昌礼：《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中国工程科学》第3卷第10期 2001年10月）
这就是陈昌礼构想的理论基础——“水汽交换系统”。根据上述三个条件，陈昌礼找出了6个水汽交换系统：阿拉善—祁连山水汽交换系统、北天山水汽交换系统、吐哈盆地水汽交换系统、罗布泊水汽交换系统、达来查干潮—燕山水汽交换系统、内蒙后山水汽交换系统。他的构想是：为这些系统建造人工水体，保障其水汽供应，以形成降水。（同上）
在上述论文中，陈昌礼对这些“水汽交换系统”分别进行了定性描述，基本没有定量分析，对各自需要建多大体量的人工水体、预计蒸发量多大、能形成多大的降水、降水量如何分布，缺乏连贯一致可考证的计算分析。只是对阿拉善—祁连山水汽交换系统指出：各水体总面积约50000km2，年蒸发量约500×108～1000×108m3海水，以及“50年后，河西走廊三条主要河流量年径流量预测可达80×108～100×108m3”。而对这些数据间的逻辑关系，没有任何分析。
陈昌礼提出的上述三个条件，后来被媒体称为“陈氏定律”。但陈昌礼坦言：“陈氏定律完全是我闭门造车，没有经过任何学术讨论。”（张侃理：《“引渤入疆”遭遇口水比海水多 参与者称遭封口》，《北京日报》2010年11月30日）
由此，笔者感觉，霍、陈二位的构想，对水体与降水量间的因果关系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而这是整个构想能否成立的关键。
当然，我们不能事先排除水体蒸发导致当地降水的可能性。假设我们承认这种可能性，一个可能的思路是考察水体与其周边降水量的关系，看能否描绘出这种影响的强度与范围。
水体与周边降水
龙羊峡
龙羊峡长40公里，河谷宽9公里，龙羊峡水库是一个面积为383平方公里的人造湖，霍有光引证李懿媛的研究指出其“水库效应”为：
降雨：表现在沿库区10km条带内的降雨量增加38～9.5mm，增加幅度在12%～3%；并且夜雨量占总降水量的65.1%。
相对湿度：在距离库岸数百米之内春季增加5%，夏秋季增加11%，冬季增24%，离库岸较远的共和站（距库9～10km），其直接影响已不明显。”（霍有光：《海水西调改造北方沙漠的气象作用与机理探讨》，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97315589）
可见龙羊峡水库改善局部气候的程度在3%～12%之间，而改善的范围大体与水体面积相当。
咸海
霍有光还引证了咸海案例，从反面印证水体对气候的影响：
“从咸海地区气象台测定的结果来看，该地区空气的绝对和相对湿度也变化明显，如1950～1959年，穆依那克气象台的相对湿度在7月份为61%，而1981～1988年下降到59.7%。”（霍有光：《沙漠人造海不会像咸海消失那样带来可怕的生态灾难》，霍有光的博客： 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232.html）
水体萎缩，导致相对湿度下降1.3%左右。这似乎暗示我们，有无水体，对相对湿度的影响在百分之几的范围内。
“从咸海地区气象台测定的结果来看……咸海对空气湿度的影响范围，其变化为：春天和秋天在北部减少到50～70公里、西部减少到70～130公里、东南部减少到60～120公里，上述地区在夏天则相应减少到40公里、30～50公里、20～50公里，在南部这种影响减少到400公里范围。”（同上）
换而言之，咸海对空气湿度的影响范围大致是：
春、秋：北部50～70公里，西部70～130公里，东南部60～120公里；
夏季：北部40公里，西部30～50公里，东南部20～50公里，南部400公里。
由此估算，咸海对空气湿度的影响范围在春、秋最大不超过4.75万平方公里。夏季最大不超过4.4万平方公里。而咸海的湖区面积为3.38万平方公里，影响区面积仅略大于湖区面积。
青海湖
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生高晓清1991年的毕业论文《近三十年青海湖水位变化及趋势预测》提供了一幅青海湖区降水量分布图（图四）。
观察图二，可看出青海湖在北部高山和南部浅山之间，两山均为西西北—东东南走向。图四显示：湖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在其西南部，超过一个湖宽后，降水量就从北部的500mm以上降到250mm以下，仅在浅山区略有上升。
对于湖区降水，论文如此描述：“该地区虽地处内陆，但由于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及高原季风的影响，加上湖泊本身的调节作用和西风带系统的频繁过境，该地区的降水量仍然比其他内陆地区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68.6~415.8mm。”
可见作者认为湖区降水的水汽来源有二：“西南暖湿气流”和“湖泊本身的调节作用”，但没有分析两者各占多大的份额。由于“频繁过境的西风带系统”和地形的作用，湖区蒸发的水汽不大可能在西南部形成降水，最可能的是加强了北部的降水量。由于地面蒸发水汽被风吹向东北部山区，它带来的降水增量和可能主要集中分布在迎风面。这种影响的范围，不可能超过图二中的密集降雨区。
由于无法分离出因湖水蒸发导致的降水增量，只能用已有的数据作一个极为粗略的估计。将西南方250mm以下的降水视为不受湖体影响的降水，东北山区最大降水与此之差，假设一半归因于地形，一半归因于湖体，于是湖体对降水量的最大影响是增加50%以上。
博斯腾湖
关于湖泊对小气候的影响范围，博斯腾湖提供了又一个案例。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由大湖、小湖群、苇沼三部分组成。湖泊总集水面积约4.4×104km2，大湖长61km，最大宽度约35km，平均宽度16km，平均水面面积972km2。
冉新军等在《博斯腾湖生态环境效应分析》（《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第21卷第1期2010年2月）中，提供了湖区大河口、焉耆、和静、巴音郭楞、尉犁、且末等6个气象站的相关气候数据及各站距湖岸距离（见表二）。
各站数据与距湖岸距离的关系见图五，图中的点为气象站数据，曲线为数据的趋势线：
数据显示，湖体对气象数据的影响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注意，且末气象站距湖岸360公里，且隔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可视为基本不受博斯腾湖影响的参照物。这启示笔者，一地气候是否受湖水影响，并非简单的“是”、“否”问题，而是一个模糊概念，应用隶属度函数来表示。紧靠湖岸的大河口气象站无疑受到湖水影响，其隶属度应为1；而远离河岸且隔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且末气象站，受博斯腾湖影响极微，其隶属度可视为0。据此，综合前述数据，算出各站的隶属度（见图六）。
计算表明，距湖岸50公里，影响下降超过一半，距湖岸100公里，影响不足20%。
将湖边的气候参数与远处最极端的参数比较，湖边参数改善的程度为：6月均温31%，7月均温31%，8月均温35%，降水78%，蒸发量36%，相对湿度37%。平均改善程度为41%。
综合
上述各案例，只是初步的观察，不是严谨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出自不同的来源，由不同的研究者提供，却给我们一个统一的印象。由此，似可作出以下初步判断：
1.湖体确实能影响局部小气候。
2.对湖岸气候的影响程度，与水体面积相关。较小的水体如龙羊峡，岸边气候改善程度在3%～12%之间，而较大的水体如博斯腾湖，岸边气候改善程度在31%～78%之间。
3.湖体对局部气候的影响，随距湖岸的距离增加而迅速衰减，咸海的影响范围与湖面面积相当、青海湖的影响范围不会超过湖面面积的几倍、博斯腾湖的有效影响范围大约在距岸50～100公里之内。由此似可初步估计，湖体对小气候的有效影响范围，与湖体面积在同一数量级上。
从百度上搜索，我国仅蒙、疆两地，奇缺水资源的平地面积，不完全统计见表三。
与之对比，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仅0.46万平方公里，靠建议者构想的11个人造湖（见图七），其局部效应恐怕难于改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地区。
补充水汽资源
霍有光、陈昌礼的方案，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大面积人工水体在太阳能的作用下自然蒸发，补充西北大气中的水汽。
霍有光提出：“假如人造海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那么一年可蒸发淡水60亿～80亿立方米，相当于七大沙漠每10万平方公里有30亿～40亿立方米的云气资源。”“如果能将人造海面积扩大到10000平方公里，即相当于两个青海湖的面积，每年至少蒸发120亿～160亿立方米的云气资源。”（霍有光：《沙漠人造海将使沙漠生态环境从无序走向有序》，霍有光的博客： http://blog.gmw.cn/u/5776/archives/2010/287234.html）
从人造海面积推出水汽蒸发量，霍有光的逻辑是：
“河西走廊蒸发量最大的肃北县，单位面积年均蒸发量可达3300毫米；陕北沙漠边缘，可达1200～1600毫米。若以陕北沙漠边缘蒸发量为标准，那么1平方公里的水面，每年可蒸发120万～160万立方米。”（同上）
而陈昌礼的造海规划是：
“海水西调造出总面积10×104km2的若干湖泊湿地。按西北地面水库实际水面蒸发量计，10×104km2水面年蒸发量可达1000×108～2000×108m3。”（陈昌礼：《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中国工程科学》第3卷第10期2001年10月）这意味着要造10万平方公里的人造海，它每年蒸发1000亿～2000亿立方米的水汽，其规模比霍有光的规划大一个数量级。
这样规模的新增水汽，对西北降水影响如何？
根据《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水资源卷》，中国大陆上空年均水汽输送情况见表四。
数据显示：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区与湿润区的差异，主要不在于水汽输入总量，而在于净输入量。从水汽总输入量的角度看，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区仅比湿润区少4.56%；而从净输入量的角度看，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区则比湿润区低了69.25%。
由于人工造海前后，地形条件、大气环流等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故净输入量/输入总量也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假设净输入量/输入总量不变，人工造海前后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区的水汽条件估计见表五。
在各方案的估计中，水汽净输入量最多增加1.81%（陈昌礼方案上限），而为此却须造出相当于22个青海湖的人工水面。
据史玉光计算，“新疆地区高空水汽年平均流入量为26114.8亿吨,年平均流出量为25645.7亿吨,水汽净收入量为469.1亿吨”。（史玉光：《新疆区域面雨量及空中水汽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学，2008年，博士，导师：孙照渤）
气象学家们将从地面直到大气层顶的单位面积大气柱中所含水汽总量称为可降水量（APW）。史玉光基于新疆区域144个气象站和水文站的1961～2005年降水资料和美国NCEP/NCAR公布的1961～2000年再分析逐日格点资料，分析研究了新疆区域大气可降水量分布状况。
史玉光注意到，在新疆，年大气可降水量（APW）的空间分布与实际降水量分布相反。实际降水量的最低值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是可降水量（APW）的最高值区；反之，实际降水量的最高值区阿勒泰山、天山和昆仑山，却是可降水量（APW）的最低值区。（史玉光：《新疆区域面雨量及空中水汽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学，2008年，博士，导师：孙照渤）
可见，大气可降水量只是影响降水的条件之一，西北地区干旱的症结，主要不在于大气可降水量不足。单靠将大气可降水量提升不到2%，就想改变干旱的基本态势，而水体蒸发量与降雨量间的逻辑关系又缺乏可信的论证，这让“引渤济疆”构想要达成的气候目标相当渺茫。
思考
大胆构想，严谨论证
水土资源匹配失衡是我国最大的生态瓶颈。在未能突破这一瓶颈之前，我们只能设法适应这一客观现实。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有了西北的游牧文化，西南山区的游耕文化和中、东、南部的农业文化。这样的大格局伴随我们的祖先度过了几千年的岁月。
而今，工商文明的入侵、人口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已经打破了这样的格局。诚如李鸿章所云，我们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演化造成了远大于之前数千年的生态环境扰动。生态瓶颈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发展乃至持续生存的要害。
逻辑上我们有三种选择方向：其一，选择不同的集体生存方式，使之能持续生存于现有的，甚至很可能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其二，向外扩张，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其三，打破生态瓶颈，其最主要的就是解决水土资源匹配失衡问题。“引渤济疆”构想就是这第三个方向上的努力之一。
笔者以为我们不宜事先封闭任何思考空间，上述任何方向的思考、调查、研究、构想都是有价值的。唯一不应选择的是苟且偷安，浑噩度日，事到临头，束手待毙。因此任何构想，哪怕它稀奇古怪，不合常理，都应有其存在的空间，也都应有人对其详加考察。如果它确实不成立，也应用证据指出其理由，而不是简单地斥之为“伪科学”了事。在困境中探寻出路，无疑非常艰巨，成功率极低。对致力于此的人们，社会应当鼓励，应宽容他们难以避免的失败，而不是讥讽、咒骂。
另一方面，提出构想的目的是付诸实施，是解决问题。为此它不能停留在最初的粗糙状态，必须经过严谨的研究、论证，尽快作出明确的判断：可行？不可行？还是需要修正？
据报道：“陈昌礼曾盘算着，他的设想应该有三个模型来验证，一个是大气循环、一个是海水自流，还有一个是盐碱化模型。但最终因为一没人、二没钱，研究工作不了了之。”（《引渤入疆被指随意号令河山瞎胡闹 官员称政府不参与》，新民网2010年11月19日）
在笔者看来，三者中首先应做的是大气循环模型，以解决新增降水量估计问题。在着手研制模型之前，应先与气象方面的学者合作，进行降水机制方面的细致分析，这是研制模型的基础。或许经过这样的分析，就可能已经得出原则性的判断，而这未必需要花太多的钱。
1997年，霍有光在《中国科技论坛》（第1期）上发表《关于西调渤海水改造北方沙漠的设想 刍议“人造海”可持续发展工程》；2001年，陈昌礼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第10期）上发表《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约10年。这10年中，这一构想能否成立，本应在学术性的讨论中厘清，但至今公众能看到的，一方面是渲染性的描述，一方面则是冷峻的否定。而网络与媒体上，更掀起了一场口水风暴，令人遗憾。
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
对此，陈昌礼以为，设想取得共识要20年，“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见《“引渤济锡”的生意经》，《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4日）。其实问题的要害不在“共识”，一个工程构想是否能被接受，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事实判断：它能否达成预期的目标？二是价值选择：由此产生的利益损益能否被各方接受？两者相比，前者是基础，只有前者得出明确的结论，才有讨论后者的基础。
事实判断依靠的不是“共识”，而是清晰的逻辑和确凿的事实。对“引渤济疆”构想而言，最核心的事实判断是：规划中人造海的蒸发量能否形成足够的降水，足以逆转西北干旱化的趋势？构想刚提出时，这个问题尚不清晰是可以理解的，但十年之后依然如此，就需要深思了。
据媒体报道，陈昌礼在地球物理勘探行业干了一辈子，从原地质矿产部勘察技术司退休；霍有光的专业基础也是地质，曾工作于中国地质科学院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区域地质（第三）研究室。从霍有光的网站上可看出，他在不懈地回答各种质疑，对涉及地质领域的问题，他回答得较有说服力，但在降水量这个问题上，只有描述性的分析和大量的局部案例，而决定性的证据应是估算全局降水量及其分布。
陈昌礼的“水汽交换系统”理论和霍有光的“山—盆构造”增雨理论都从地形这个角度提出，都是描述性的理论，缺乏定量分析基础。为何不能邀请气象学方面的学者共同研究，使之定量化？初期哪怕不那么准确，只要误差在一个数量级之内，总有助于作出一个较明确的判断。
没有明确的事实判断，价值选择就没有前提，就谈不上工程方案。而现实是所谓“示范工程”——“引渤济锡”已经列入地方政府的规划，并争取列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结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杜柏业：《“引渤济锡”写入我区“十二五”规划草稿》，《内蒙古晨报》 2010年11月18日）
公共事务决策与资本利润极大化
自2001年起，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每年都请陈昌礼、霍有光在年会上作学术报告，与会者中不乏两院院士。但有媒体报道，霍有光回忆：“真正展开研究的只有他和陈昌礼两人。”（张侃理：《“引渤入疆”遭遇口水比海水多 参与者称遭封口》，《北京日报》2010年11月30日）。2002年，海洋分会还组织几个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海水西调治理沙漠化”。但这一切并未引起多大的动静。
这一局面因山西煤老板王秀顺的介入而发生了变化。
2005年，连顺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秀顺，到锡林郭勒盟考察煤化工项目。据媒体报道，连顺能源下辖怀仁连顺有限公司、山西王坪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朔州煤基合成油生产实验基地等9个企业，涉及采煤、炼炭、煤转燃气、销售等领域，总资产26亿元、年销售煤炭260万吨。
同年5月，锡盟行署与连顺能源公司签署“褐煤制燃气输京、津”的项目协议，其中包括每年引渤海海水3.15亿立方米至锡盟，以解决褐煤炼化燃气时的降温问题。为此，连顺能源在锡林郭勒盟注册了泓元海水淡化有限公司，泓元随即在辽宁葫芦岛市成立了生源海水淡化工程有限公司。
显然锡盟行署与连顺能源公司关注的是开发褐煤资源，但到了2007年，锡盟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上报时使用的名义却是《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拟建引海水淡化开发草原生态产业项目进行咨询的请示》（内发改办字[2007]582号），其关键词是“开发草原生态”，于是“引渤济锡”被称为“引渤济疆”的示范项目。（《“引渤济锡”的生意经》，《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4日）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泓元公司于2008年3月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评估，费用1900万元。2009年4月，中咨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据媒体报道，评估结论是：“引渤济锡”项目具有“开拓性和现实性”。
但面对媒体的询问，中咨公司项目经理夏同庆表示，难度比较大的项目，一般分两段式论证，先咨询，形成一个预评估报告，然后再出正式评估、出正式报告。而他们在2009年4月出具的就是预评估报告。“准确的说法是技术上可行”，“对盐碱化、有害物质的处理都需要通过实验和论证，这方面的材料还没有送过来。包括这家民营企业的资质审查，能不能承担起好几百亿的资金，都需要再研究”。（《引渤入疆被指随意号令河山瞎胡闹 官员称政府不参与》，新民网2010年11月19日）
在霍陈两人的最初构想里，“海水西调”的目的是改善大西北的生态环境，霍有光对记者表示：“并没有想到工业上的利用。”随着地方政府与王秀顺的加入，目标开始多元化了。
地方政府的目标在于开发当地的褐煤资源，使锡盟能加入“国家级能源基地”的行列，与邻居鄂尔多斯一较短长。
王秀顺的目的是利润。他坦率地强调，自己是一个商人，“赔钱的买卖我会做吗？”他的盘算是：“这个项目是巨额利润，感兴趣的人非常多。（比如）海水里的物质有1120万吨，可以卖42个亿；调水成本14个亿，海水淡化成本14个亿。42个亿减去28个亿，每年赚多少钱你就能算出来了。”（杜柏业：《“引渤济锡”写入我区“十二五”规划草稿》，《内蒙古晨报》2010年11月18日）
于是人们看到了三种角色、三种目的的交互作用。学者的目的在生态，能否实现需要严谨的论证；地方政府的目的在资源开发，能否实现在于能否列入“国家级能源基地”；商人的目的在利润，王秀顺已经盘算好了“该项目有30%的利润”（《引渤入疆并未开工 两省发改委也并未立项》，《经济观察网》 2010年11月12日），能否实现在于打通审批各关节。
现实中人们看到，学者的力量最弱，而商人的力量最强。有趣的是，地方政府上报的项目，由商人出资1900万元，请央企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据王秀顺称，他在这个项目里已经投了2亿多元，主要花在前期的设计论证等方面，“这些大的设计单位，哪个不给钱能给你干呢？”（《“引渤济锡”工程背后》，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11月27日）似乎没人觉得其间的逻辑关系之奇妙。
陈昌礼的研究需要大气循环模型，受困于没人没钱，不了了之,而这是证明构想能否成立的关键。王秀顺的2亿多元给那些“大的设计单位”，显然不是论证降水量的。作为理性经济人，王秀顺没必要关心这个问题，对他而言，学者的理论不过是打通审批关节的道具。在这方面，理性经济人本能地与时俱进，当煤化工炙手可热时，连顺能源投资于煤制油开发技术；当循环经济时髦时，连顺能源在锡盟的褐煤开发被冠以“锡林郭勒盟引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产业项目”；接触到霍、陈构想后，又变成了“引海水淡化开发草原生态产业项目”。
或许有人会担心，这岂不是盲目跟风，非理性投资？只要看一看王秀顺26亿元的总资产，就可放心，在资本利润极大化方面，理性经济人是高度理性的。沦落到非理性地步的，不过是事关国家战略全局的公共事务决策而已。
真正该反思的，是学者？商人？地方政府？中央主管部门？还是我们的社会公共事务决策机制？
《科学时报》 (2010-12-21 B1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