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了晚近以来的“高研院现象”：大约自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复旦高研院”）成立的2008年开始，各种形态的“高等研究院”或“高级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著名高校建立起来——在《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修订版序言中，复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将这一现象解读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的一种新的努力方向”，即“从对知识生产机制的批判到对新型知识生产机制的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复旦高研院的学术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我们认识中国“高研院现象”的一个突破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解读复旦高研院呢？在我看来，由商务印书馆最近推出、邓正来主编的两本“讲演录”——即《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分析范本。

 

我的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这两本“讲演录”不仅是复旦高研院两个着力建设的品牌性讲坛——“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的讲演录，而且承载着邓正来意欲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知识转型”的学术担当。

 

在邓正来的理解中，所谓的“知识转型”其实是一场试图对抗中国社会科学唯西方化、唯学科化、知识地方主义等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欠缺世界视野和中国关怀、缺乏文化政治担当、无力走向世界等弊端的学术革命。从历史性的角度看，知识转型指向了自觉提升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自我革命意识，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要从此前的引进（即晚清以降绵延至今的“知识引进运动”）、复制（即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复制西方理论创新模式的尝试）与国际接轨（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在学术规范、学术建制等方面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历史阶段，迈向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新的历史阶段，即走向世界的阶段。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知识转型则标识着自觉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身份意识，它意味着：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的“话语”实质，努力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政治担当，即符合中国人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社会科学理论，进而积极参与到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中去。由此可见，经过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有可能从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的“消费者”转变为世界社会科学理论的“生产者”。借用裴宜理的话来讲：“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见）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出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

 

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就可以把“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以及这两本讲演录视为复旦高研院自觉践履“知识转型”时代学术使命的具体体现及成果。正如邓正来在序言中指出的：“‘知识转型’不仅是我们创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主要背景，更是我们设计和开展高研院各种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不言而喻，《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主要承载的是知识引进的学术使命。邓正来在“知识转型”时代仍然主张继续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社会科学不仅仍处于整体落后的局面，而且就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世界体系、世界结构和主体性中国等问题的认识而言，西方社会科学仍是我们的重要理论参照。第二，只要我们不把西方社会科学当做我们研究的判准，而只是将其视为认识中国问题的参照——换言之，只要我们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否弃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非语境化移植等倾向，我们就可以在坚持中国社会科学开放性的同时保有其自主性。由是观之，“知识转型”时代的到来绝不意味着“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它毋宁意味着那种视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社会科学之判准的知识引进阶段的终结。

 

进一步言之，在“知识转型”时代，我们既要否弃为邓正来一直批判的那种以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前反思性接受”、“学术消费主义”倾向，也需戒绝为黄宗智等论者所着力批判的“中西对立”的二元化思维。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和“中国”早已不是两个毫无交集的政治实体，“西方”早已内在于“中国”之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构所依凭的思想资源只能是切己的，而不是排他的。只要具有解释力，包括西方社会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都应当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讲演录》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上述学术使命的范本——尽管它尚不完善。该书收录了西方知名社会科学学者的前沿性理论和思想。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对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与人性之关系的论述，著名历史学家王国斌对中国社会关系和政治转型的历史与比较研究，“法律与发展”学派奠基人戴维·M.特鲁贝克关于法律与发展理论的最新论述，著名人类学家王斯福关于中国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解读，“WTO之父”、著名国际法学家约翰·H.杰克逊关于WTO与中国关系的分析等都堪称具有代表性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然而，通观整个演讲录，西方著名学者所占的比例尚未达到一半。相对“知识引进”的学术定位而言，这不能不说是其缺憾所在。

 

 

相比而言，《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承载的则是推进“中国深度研究”并推动这种研究走向世界的学术使命。“中国深度研究”或“重新发现中国”是晚近以来邓正来所极力主张的一个学术宣言。按照他在不同场合的解释，之所以呼吁开展“中国深度研究”，主要有如下理由：第一，社会科学的文化依存性决定了我们只能用“中国化的成果促成国际化的影响”。这里所预设的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与特定时空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相联系的社会科学理论；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应当解读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即社会科学的中国特殊表现形态，而不是“社会科学在中国”，即普遍性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存在状态。第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存的当下中国，究竟是何种因素促进了近30多年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问题既是一个西方社会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可能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

 

然而，任何理论创新都是既有学术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要想对中国进行深度理论探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既有的中国研究相关成果。《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示既有中国研究成果的平台。在该书中，王铭铭的“三圈说”、许纪霖对中国政治正当性论说的思想史梳理、沈志华对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考察、林尚立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建构、曹锦清关于中国研究方法的论述、石之瑜对“天下”与“亚洲”对当代中国研究之挑战的揭示、马戎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之症结和出路的分析等等都为我们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或参照。

 

 

在邓正来那里，知识引进运动的“引进来”与基于中国深度研究的“走出去”是统一的，其统一性在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实是服务于中国深度研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中国深度研究”、“重新发现中国”视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然而，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何种中国研究堪称“深度”的中国研究？

 

邓正来强调指出：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重新”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中国研究，而毋宁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以进一步发掘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存性智慧”和思想资源；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发现”绝没有预设一个具有某种实质规定性的、本质主义的中国，而毋宁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伦理性文明体；所谓的重新发现中国之“中国”亦不是排他性地聚焦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卓越表现的当下中国，而毋宁是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

 

按照我的理解，知识转型时代的重新发现中国（或中国深度研究）其实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如下规范性要求：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要具有文化政治担当，即要自觉将文化认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哲学承诺。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当下中国问题的深度社会—历史分析。因此，只有具有文化政治担当（或政治哲学承诺）且回应了当下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研究成果，才可以称得上是建立在中国深度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成果，也只有这种成果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然而，究竟何种“重新发现”堪称“深度研究”却是需要我们的学术研究实践予以点滴回答的。单就文化认同而言，至少有如下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在诉求文化认同的同时避免民族主义（特别是复古主义的民族主义）？如何在诉求文化认同的同时回应转型中国日益凸显的各种正当化压力（如贫富分化、“社会溃败”等）？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共存并拉锯互动的当下中国，我们究竟该如何主张中国的文化认同——换言之，在新的文化认同的建构中，该如何处理上述三种传统之间的关系？在具有双层民族结构（即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和官方认定的56个民族）的中国，如何处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即如何处理文化的多样化、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性与国家统一、政治整合之间的关系）？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文化认同理论以同时回应上述难题？等等。

 

显然，如果严格按照前述规范性标准，《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讲演录》收录的很多文章其实称不上“中国深度研究”。因为它们或者缺乏文化政治担当，只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视为某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范例”；或者径直将这种文化政治担当转化为捍卫“中国文化主位性”（牟宗三语）或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学术尝试；或者忽视了对当下中国问题之社会—历史规定性的深入考量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文章都构成了我们重新发现中国、进一步推进中国深度研究的必要起点。

 

《科学时报》 (2010-12-16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