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润
我算是一个长沙人了，女儿也基本上在长沙长大。可是女儿在外婆家没有学会永州话，在奶奶家没有学会衡山话，在妈妈家没有学会长沙话，我这个方言学者实在感到悲哀。
我是方言哺育大的。一直到17岁上大学，除了“人民公社”用方言播音的有线广播插播的中央新闻联播，就没有听过普通话，别说有说普通话的机会了。上大学以后我才知道那“新闻联播”说的话就是普通话，那些新闻播发的一串姓名中的注释性词“女”，因为是一个拐弯的曲调，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我家乡的“泥鱼”（鲇鱼）。我那时可羡慕人家有那么多“鲇鱼”啊！那时，老师都是用本地方言上课，偶尔有外地老师用衡阳话等给我们上课，这些外地“咯粒”（形容不明白的声音，可以只说外地方言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笑话的来源。
从衡山来到距离家乡并不很远的湘潭大学，我几乎像到了外国，根本无法跟别人交流。即使人家说普通话，对于我也是真正的“不懂话”。好在阴差阳错，报考历史专业，被录取到了汉语文专业。我利用上“现代汉语”课程的机会，用向学校借的小录音机请老师录音，开始学习普通话。后来的“方言调查”课程更加让我找到了专业信心，最后我居然把方言调查当做我的实习内容，把家乡方言研究当做我的学士论文题目。后来，连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离不开方言，于是我成了方言学者。
因为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我们家只好说普通话。我当时还很庆幸有了一个长期促进自己说普通话的好环境，当然两个人总是能够给对方的普通话挑出不少毛病来。孩子来到这个家庭以后，自然是一个“普通话”家庭。记得孩子的普通话最好的时期，是上幼儿园前。倒不是家里的普通话环境，而是因为模仿能力很强的孩子跟着磁带学播音员讲的故事。那时，孩子讲故事可以一口气说半个小时，不仅普通话标准，跟磁带里播音员模仿的不同年龄的声音一模一样。可是上学以后，跟那些长沙同学学的“塑料”普通话取代了原来跟播音员学的普通话。一直到现在，从国外打电话回来，就像一个从小说长沙话的人说的口音难改的普通话。
其实，我的孩子根本就不会说一句长沙话，无论我怎么劝导，都无法说出来。我都可以在一些场合说一些“塑料长沙话”了，孩子连这都不会说，只会说带长沙话味道的普通话。大概她的英语是从磁带里学的，学到了标准语音，所以她在新加坡还让英语老师赞叹。在跟本土英语有比较大的方言差异的新加坡英语环境里，英语老师好奇地问她：“你的英语是从哪儿学的？”这是唯一让我这个语言学学者感到欣慰的地方。但是我感到悲哀的是：一个中国孩子居然不会任何中国的标准语言，只会外国的标准语言。
小时候，我记得我的堂兄大学毕业以后在长沙工作。回到家乡一口长沙话，从来不说家乡话，我觉得奇怪。家乡人谈论的时候都感到遗憾，似乎他不热爱家乡，瞧不起家乡人。一直到现在他都用长沙话跟我交谈，偶尔用普通话跟我交谈。我呢，似乎内心要表达对他不说家乡话的不满，总是用家乡话跟他交谈，偶尔宁可用普通话跟他交谈。我坚决不用长沙话跟他交谈，即使我现在也是20年的长沙人了，也会说长沙话了。难道他从离开家乡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坚决告别家乡话，向往声望更高的长沙话和普通话的心理促成了这样的结果？我的一个家乡同学，他跟我有一样的长沙人历史了，可是他是想说家乡话也不能说好了，因为他的汉语已经固定在一个“衡山话+普通话+长沙话”的中介语平台，不能动弹了。外地人说他是衡山人，衡山人说他是外地人。他给我说了一次真实的经历：有一次在家乡衡山买东西，人家表扬他“衡山话说得不错”。
大概是怕家乡人说我没有家乡观念，我每次回家都尽量说原汁原味的家乡话。偶尔有一个词漏嘴了，说了普通话的词，都很自责。这时，我也开始关注我的孩子。她只能说普通话，好像外地人，无法融入这个家乡，我担心她以后没有家乡的感觉了，会让亲情关系淡化。于是，我不再担心她学普通话的事情了，我设法让她学习家乡话，有时还特意教她一些语音特殊的单词的发音，例如为了把“石桥铺”的“桥”说好，告诉她用普通话“桥”的发音部位说“桃”。她比学英语还难，偶尔成功，我极力鼓励她。每次学校放假，我都尽量让她回家乡玩儿。可是家乡的小朋友一看到她，都不说家乡话了，都改说刚刚从老师那儿学到的不地道的普通话。爷爷奶奶也生怕她不能听懂方言，尽量憋着劲儿说“普通话”，其实只是稍微变味的家乡话。这让我非常失望。不过还是有一点收获，那就是听力过关了，跟说衡山话的人交流也没有问题，方式是：听衡山话，说普通话。
在湖南南部的郴州和永州下属的各个县城，除了嘉禾、蓝山和江永，本地“土话”都已经消失在官话的海洋里了，只有农村还残留着各种土话。将来，官话也许会进一步消失在普通话的海洋里。方言像妈妈一样让我们感到那么亲切，给我们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和多元文化的体会。汉语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五彩缤纷的方言的语言。我曾经那么崇拜和积极推广普通话，现在我觉得应该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积极挽救和推广方言了。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0-12-10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