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今年1月爆出新闻，这家气候变化的科学与政策方面的最权威机构正式承认，他们于2007年发表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宣称“喜马拉雅冰川消融速度快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一重要冰川很有可能在2035年或更早时候消失”，是重大“失误”，严重违背事实。

 

IPCC报告是联合国和各国政府进行有关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决策和谈判的最重要的科学依据。看到这则新闻，我们不禁要问，IPCC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IPCC报告的作者是谁？在发表前需要经过怎样的审核流程？联合国系统中的国际组织，乃至各国政府，在环境和气候变化乃至其他政策方面，会不会犯类似的错误？怎样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发生？

 

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咨询来帮助作出明智的政治决策，是当今科技与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组织可持续发展科学咨询调查分析委员会所著《知识与外交：联合国系统中的科学咨询》，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个委员会是隶属于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席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前局长罗伯特·福劳斯担任。）

 

《知识与外交》回顾了联合国系统中的科学技术咨询体系的演进历程，研究了联合国系统中的各个组织生成和利用科学咨询的原则和实践，建构了用于分析科学咨询机制参与全球政治决策过程的范式和标准，分析了联合国系统中承担各种使命和功能的各个组织，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组织中，科学咨询贡献于全球政治决策的运作模式和经验教训，最后提出了加强科学咨询的制度性安排的重要建议。IPCC是本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对于如何增强为政治决策提供基础的科学研究的可靠性，本书给出了如下的启示。

 

第一，注重科学技术贡献于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科学技术参与政治决策的程序一般应包括设置科学顾问、决定何时需要科学咨询、组建研究委员会和确定工作人员、撰写报告、审核报告、交付咨询建议（如发表报告）、跟进和影响等等。也就是说，不但要确保招募到合格的科学家选来实施科学咨询，而且应当设置可靠的制度来保证遴选出来的一定是合格的科学家，同时确保实施科学咨询的过程遵循科学共同体的既有规则，并在得出成果之后、提交建议之前经历可纠错的审核机制。

 

第二，在形成科学咨询成果的过程中，注意使用资料的可靠性与可追溯性。《IPCC报告的准备、接受、采纳、批准及出版程序》明确规定，尽量使用“经过同行评议、国际范围内能找到的文献，以及任何能引用的未发表材料的副本。对于引用的未发表材料，应清楚标明通过何种途径可以得到其副本；对于只有电子版格式的材料需要进行复制留底，并标明材料的存放位置”。IPCC错就错在使用了《新科学家》杂志的不可靠报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就算是引用了未发表的有问题的材料，IPCC也一定可以查出来。当然，正是得益于严格的资料可追溯制度，IPCC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阻断了对整个长达3000页的报告的传染性怀疑，所以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才可以说：“我不认为一个错误就会削弱这份长达3000页的报告的可信度。”

 

第三，在科学咨询成果（报告）提交或发表之前，设置可纠错的审核程序。如IPCC报告的审核者就包括“在报告所涉及的领域有很强的专业背景或有出版物的专家”，以及各成员国政府这两个方面。但是，强调各成员国民主决策的联合国各机构通常会面临一些尴尬的问题，即相当一部分科研实力较弱的成员国政府实际上并不具备审核报告的专业能力，而科研发达国家的专家又难免站在所在国的立场考虑问题，另外不少成员国政府和专家很可能对与本国无关的专门结论（如喜马拉雅冰川）毫无兴趣。此类问题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但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大的失误的发生。

 

《科学时报》 (2010-12-02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