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用刺刀架成一个王位，但你不可能在上面坐得太久。”这是叶利钦的一句名言，是对特权和集权政治的形象说法。而勃列日涅夫也有一句名言，是对他的弟弟说的：“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把这两句话串起来说，是因近期读了几本有关勃列日涅夫和叶利钦的书。这两人都是苏联包括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一把手”。勃列日涅夫从1964 年主政苏联，直到1982年突然因病去世，前后长达18年之久；叶利钦从1991年6月12日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到1999年岁末辞职，他一共执政8年半。东方出版社在2010年5月出版了《勃列日涅夫传》，作者是谢尔盖·谢曼诺夫，该书介绍了勃列日涅夫的生平事迹；人民出版社在2009年4月出版了历史学博士、学者郭春生的力作《勃列日涅夫18年》，本书揭示了苏联极盛而衰的历史。叶利钦先后出过3本回忆录，中译本分别为：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叶利钦自传》、1995年出版的《总统笔记》，以及译林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的《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3本自传，按时间段先后出版。看叶利钦的回忆录，就会觉得叶利钦是个说话很不客气的人，尤其是在第一本里，那写的是1990年以前的经历与感受。

 

在权力巅峰的人物，其经历最能看出对权力的态度。早在1988年6月28日，全苏第十九次党代会上，叶利钦就猛烈抨击党的特权，把特权阶层称为“饥渴的权贵”，指责他们以“特殊”的名义、用各种特殊的手段强抢人民的财富，他要求废除这些特权。

 

权力的必然趋势是特权化。在苏联（俄罗斯）历史上，列宁、赫鲁晓夫和叶利钦是反特权的。在斯大林时代，特权化已经蔚然成风，那时领导干部每月都会收到一个装着许多卢布的大信封，职位越高钱越多，一般是公开月薪的若干倍，而且是秘密发放，不要交税，也不计入党费缴纳的计算基数。一个部长每月的“信封”约合3500美元。甚至在那时，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被连带“特权化”了，斯大林的警卫都为自己建了别墅，过着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其厨师和食品采购员中，有的当上了少将甚至中将。

 

苏联的特权化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到达了匪夷所思的顶峰。勃列日涅夫是推翻赫鲁晓夫“宫廷政变”的主要组织者。赫鲁晓夫的下台，与他的反特权政策直接相关。当时，低收入的工人月工资只有300多卢布，部长已经达到15000卢布了，赫鲁晓夫进行降薪改革，部长工资减了差不多一半——只剩8000卢布。你要反特权，那必然触动权贵集团的核心利益，“反反特权”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

 

勃列日涅夫狂爱权力尤其是特权。在《勃列日涅夫18年》一书中，作者郭春生这样叙述勃列日涅夫带头享受无与伦比的特权、不断追求新的特权：“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勃列日涅夫收藏的高级轿车达上百辆之多……勃列日涅夫经常到全国各地著名的猎场打猎，他收藏了许多高级猎枪，打死的猎物不计其数。”

 

勃列日涅夫打死野猪什么的，最开心的是打电话给自己的亲信，兴高采烈地将猎物送给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勃列日涅夫不仅酷爱收藏高级轿车、高级猎枪等等，他还特喜欢勋章奖章。他给无数人颁发了奖章和勋章，也没少给自己发勋章，他一生共获得的奖章和勋章超过两百枚。在《勃列日涅夫传》一书中有个形象的说法：“他的元帅服上挂着足以装满一篮子的勋章。”勃列日涅夫是超级收藏家，不仅收藏值钱的东西，还收藏无价的“荣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领导没爱好”，勃列日涅夫爱好特权、喜欢贵重物品，下头的官员可开心了。“他接二连三地不断收受礼物就令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咋舌”，《勃列日涅夫传》一书记录了1976年末在勃列日涅夫70周岁之际掀起的送礼热潮，国内国外，纷纷向他送出重礼，而勃列日涅夫“也乐得给他们一个显示自己慷慨的机会”。其中有一个艺术品杯子，是用猛犸大象的象牙精雕细刻而成的，由俄罗斯著名的工艺大师赶制一个多月才完成，上面嵌满了顶级的钻石和其他宝石。

 

送礼行贿，目标准确，目的明确，效果特好。一次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当地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勃列日涅夫半身像，价值连城。这个马屁真是拍到心坎上了，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提拔阿利耶夫，最后阿利耶夫成了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是怎样的待遇？叶利钦讲到自己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情形：“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他尖刻地分析说：“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

 

叶利钦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自然也要分配给他一栋别墅。他在自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头一次来到别墅时的情形：

 

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的巨大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两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十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地下冰柜。我们沿着宽敞的楼梯上了别墅的二楼。这儿也有一间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着精致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的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他东西。结束巡视之后，卫士长兴奋地问：“这个别墅怎么样？”我们好像哼哈了几句。我们一家人基本上是惊呆了。

 

面对这样奢华的别墅，叶利钦显然高兴不起来，他甚至忿忿地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是一目了然的事。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何要那样荒谬地、热衷于满足自己的那种讲究官僚式气派的愿望？谁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房间、洗脸间和电视……”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苏联官员的特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该时期特权阶层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其家属，权贵利益集团大约占全苏总人口的1.5％左右。这种特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苏联解体。享受特权，贪婪无边；对内如此，对外亦然。勃列日涅夫对外推行“有限主权论”，即华沙条约成员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可以进行武力干涉，因为你们这些“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国家”主权是有限的，所以他在1968年派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还在1979年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此般理论与实践，构成了臭名昭著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其实他这是在别国头上享受特权。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葬礼”似乎是在不经意间拉开序幕的，那就是1991年的“8·19”政变。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才当选为苏联之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没想到才过了两个多月，苏联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政变事件，这个大事促使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人们习惯性地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其实是诸多加盟共和国在那个时候纷纷宣布独立，人心散了，“国心”也散了。

 

在《总统笔记》一书中，叶利钦详细描述了“8·19”的过程，他甚至把政变事件经历的那3天看成是“20世纪的结束”。在他的笔下，那一批参与政变的叛乱者，实在是个个无能，且各怀鬼胎，弄得是群龙无首，没人敢站出来真正“挑头”，这是长久以来谁都不负责的“集体负责制”熏陶出来的。叶利钦的解剖分析是深刻的：“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一言以蔽之，那些人渴望权力、倾慕特权，但又不想担责，不想费劲。这就是苏联领导体制带来的结果。

 

特权阶层，思想僵化，腐败丛生，自我封闭。当自我封闭成为必然选择之后，权力上层就固化了。相对于底层百姓无法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底层固化”，更可怕的就是这样的“上层固化”。勃列日涅夫很赞赏一个看起来没什么错的观点：“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这样的“稳定”其现实就是：国家的“一把手”要当到死为止；各级领导干部为了达到特权独享，都忙于稳固自己的“金交椅”，扩大自己的权力、固化自己的权力，维自己特权之稳，就是用刺刀也要架成一个“王位”，哪怕是“土皇帝”的“王位”；同时，越来越多的权贵子弟占据重要的领导岗位，权贵利益集团之外的优秀人才根本就难以进入政权……由此，“权力固化”也就变成了“特权固化”。

 

特权的死对头是民主。在没有民主的时候渴望民主，在拥有权力的时候排斥民主，其实那“渴望民主”的本质是“渴望权力”。这样所拥有的权力，最终必然会演变成没有制衡、没有监督的特权——不能被关进笼子的权力，其必然趋势就是特权化。那么特权化的必然趋势又是什么呢？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逐渐陷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停滞的泥淖。随之而来的苏联之路已经清晰地说明：特权化的必然趋势是毁灭权力组织和国家……

 

1999年岁末，叶利钦决定提前退休，卸掉自己的总统权力，将其移交给普京。叶利钦在辞职令上签完字，当他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向普京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叮咛之话：请珍惜俄罗斯。

 

《科学时报》 (2010-11-25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