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不能再走下去了，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日前，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市经济学总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2010上，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作上述表示。

 

对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的理解，魏杰认为主要是两个字——转型。首先需要转型的是增长方式。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问题是从原来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转为以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尤其是以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

 

在1998年出现经济增长下滑时，国务院提出了保增长，当时主要依靠的就是出口拉动的方式。

 

魏杰表示，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非常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就是出口的拉动。其中，在2007年的GDP增长中，出口贡献的比例是37%。

 

“根据我们的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出口贡献的比例最好保持在15%～20%，一旦超过20%，就会打破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会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境地。”魏杰说，“2004年，中国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当时我们就多次提出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必须改革。”

 

魏杰认为，出口比例一旦超过20%，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双顺差，一个是贸易顺差，一个是资本顺差，两个双顺差标志着大量的外汇要涌入中国，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2004年，当时经济学界有人警告说，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使中国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迫使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从而出现通胀。另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不能允许中国出口时，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那时，地方政府还在把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来讨论。

 

结果是，在今年9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2.6万亿美元，这些外汇是用大量人民币收购来的。魏杰认为，这种结果导致国内的货币多发，最后导致中国通胀压力非常大，也迫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或贬值。

 

“货币战争里，哪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就越大。目前，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太多。这是出口导向型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在中国不能再维持下去，想要维系也不可能。全世界都在转变增长方式，包括美国和欧盟都在转变。”魏杰表示。

 

比如，美国开始强调储蓄率，5年以前美国是零储蓄率，奥巴马上台以后，储蓄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了大笔的消费数量。

 

2009年，中国经济转向了投资拉动型。“按照我们的计算，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在2009年达到57%。”魏杰表示。这背后必然是两个政策，一个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个政策的结果仍然是货币大量发行。

 

“2009年一年的时间，中国所谓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走到很严重的境地，这是一个死胡同的标志，继续这样做下去，将会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魏杰说。

 

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相应麻烦就是过度借债。原计划2009年借债比例占GDP的20%，也就是6万亿元左右，实际结果是中央政府借债6.3万亿元，地方政府借债7.6万亿元，加起来超过13万亿元，几乎接近中国2008年GDP的50%。“我们还没有加上乡镇政府的那一部分借债，如果加起来，2009年中国国家负债的数量接近GDP的61%，超过国际警戒线。”

 

魏杰表示，国债总量最高不应超过GDP的60%，超过了就会有很大麻烦，比如希腊。中国的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都走到了极点，必须转型。这是5年内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转型要转向以消费支撑的增长方式，这涉及到现在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尤其是国民收入结构的调整问题。怎样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也就是让大多数人能够富起来，这是转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魏杰认为，首先应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目前的现状是国家财政收入上涨速度太快，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太慢。这种状况导致大部分人不可能富裕起来。

 

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关系，魏杰认为具体做法有四点。

 

第一，减税。目前减税的数量还是小，没有让国民切实享受到减税的好处。比如说去年减掉利息税，居民减税2200亿元。但穷人没有存款也得不到好处。

 

第二，退税。去年全国退税400多亿元。有些是退不下去，因为是用“家电下乡”的办法进行退税，有些家电产品过时、型号落后，农民不愿意购买。

 

第三，提高个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中国现在起征点是2000元，过低，相当于让穷人承担了大量的税款。建议个税起征点提至3000元。

 

第四，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北欧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国家承担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个人和企业承担45%。而中国现在是企业和个人承担的比例共占75%，国家是25%。“不少老百姓本来就很穷，还要交五大社会保障资金，就更没有钱用于消费了”。

 

魏杰表示：“寄希望于‘十二五’期间，让大部分人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加，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转变增长方式，否则就是空话。”

 

《科学时报》 (2010-11-22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