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到了贵州，你才能体验一所著名大学可以带给一座县城乃至一个省多大的变化”。“‘西迁文化’的底蕴必将对‘西部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如果每一所知名学府都能主动担当这么一份社会责任，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求是为治学之本，创新乃科技之源”， “握中西以求是，得形势而创新”这些话语体现在出竺可桢带领下的浙大师生如何齐心协力，尽职尽责，渐成传统，薪火相传。

 

在开学典礼上，竺可桢校长曾认真地向当年刚踏进浙大校门的新学子发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前些日子温家宝总理到浙大与师生座谈时说，“求是”校训“恐怕是最短的校训了”，“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不骛虚声，不求虚名，做踏实的人”。这同竺可桢曾经强调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不谋而合。浙大训导长费巩教授也曾告诫学生：凡谈是非者皆朋友，凡讲利害者应敬而远之。温总理还笑着说：“我经常把竺可桢先生也作为我的老师（注：温总理曾经研读竺可桢校长70多年前率领浙大西迁办学时所作的演讲受益至深），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也是浙大的半个校友。”温总理还关切地问起曾给他写信的四位浙大学子（现已毕业走向社会）。温总理当时回信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酝酿已久的导师制，因抗战迁往西天目山禅源寺的新生开始实施，此乃国内教育界首创。比之当今的研究生导师来得“完全彻底”，导师不仅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还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和成长，规定务必抽出适当时间同学生一起散步郊游。学生创办“学生壁报”议论感兴趣的事情并相互交流，友爱团结。费巩常深入宿舍指导学生，是学生争抢的“热门”导师，同学们便把“学生壁报”更名为“费巩壁报”。费巩关注学生视力健康，用自己的薪金特制了亮度较大、油烟较少的灯，他将800多只灯分发各学生宿舍，后来学生称它为“费巩灯”。因为原有的老式桐油灯，灯光昏暗油烟大，视力不好的同学务必更加贴近油灯，一不当心就会熏黑额角，甚至燃及头发。

 

费巩出任训导长时演讲说，“不是来管你们，而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的老师和朋友”。因为表现进步，后来他竟然“失踪”，实际是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费巩。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就向国民党提出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的名单。但殊不知，年仅40岁的国栋之才费巩，早已尸骨无存。新中国建立后，费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费巩被选为“5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与瞿秋白、恽代英、柳亚子、朱自清等历史名人榜上齐辉。浙大校园有费巩纪念亭及其半身铜像。

 

“爱生如子”也体现在西迁路上。师生有难都可直接找校长、院长。许多汽车司机慕名理学院胡刚复院长，也就让院长能有效帮助体弱同学搭上这些便车。学生亲切地称胡刚复院长为“黄鱼院长”。竺可桢校长的小汽车常常成为无法解决晚间住宿的病弱女生的“小卧室”，而校长只好去附近将就歇宿。学生们在校长寿辰时还特意制作一面大幅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个大字为他祝寿。

 

早年的学生们事后曾形容苏步青之严格治学是“大松博文式的训练”。浙大数学系、物理系广泛采用讨论班形式，甲班由教师和学生轮流上讲台作报告后师生共同讨论；乙班由教师向高年级学生演讲后一起讨论，讲得比较深，要求也比较高。因材施教各得其所，参加者踊跃，发言者热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受学生欢迎。有一次学生熊全治轮到作报告，因怕准备不好出丑，前一天晚上来找苏步青老师，苏老师面孔一板：“怎么不早来啊。临时抱佛脚，哪能有个好？”他一听满脸通红，二话没说，立即告辞。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总算通过了。后来他成了美国著名的数学家，从美国访华时还特地拜访了苏老师。他说：“幸亏苏老师40年前把我给‘骂醒’了，否则也许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数学大师苏步青曾说：“我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对她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还风趣地比喻“浙大好似我的初恋情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多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王凎昌感慨：“我一生中思想最活跃的16年是在浙江大学度过的，母校深厚的学术气氛，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长远的影响。”

 

后来成为生命科学之父的谈家桢也说：“我一生学术上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浙江大学西迁到贵州湄潭时完成的，我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出来的。”他还深情地追忆：“我们是吃了湄潭的米，喝了湄江的水，是湄潭人民哺育了我们，终生难忘。”

 

贝时璋院士在得知湄潭的代表来看望他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边回忆往事边连声说，湄潭是个好地方，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他自己未能亲自去湄潭看看，便派女儿专程去了湄潭，回来后给他详细转述。

 

在浙大，学术辩论蔚然成风，束星北(李政道提及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之一)与王淦昌经常为学术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也在所不惜，却丝毫无损平日友情。这在当今几成绝响，与钱学森所批评的，见面客客气气却相互保密，以邻为壑形成鲜明对比。

 

在奥运史上首位中国裁判舒鸿教授的带领下，浙大向来十分重视体育，它是同数理化一样的主课，体育不及格的也可能留级或毕不了业。西迁路上，条件再困难体育课也从不间断，还有体育比赛，到了湄潭还在湄江上辟了个天然的游泳场，令美丽的小城平添独特的体育之花风景线。

 

浙大还特别重视艺术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陶冶。竺可桢让相关教师将唯一的钢琴带上西迁之路，却在广西宜山的那次警报中被万恶的日机给炸毁了。后来他在访问欧美时，还特地给学校带回400多张音乐唱片和大型扩放电唱机。今日的浙大求是园里，全国第一首《大学生军训之歌》以其青春热情，唱出了一种风貌，一种感情，一种智慧，一种担当。假以时日，这首校园歌曲有望与浙大校歌一块儿广泛传唱。

 

浙大从未忘记要为地方热情服务。在江西泰和留下了浙大防洪堤、浙大码头、垦殖场和澄江学校造福百姓。不久前帮助广西宜山“东桑西进”致富民间。浙大医学院为湄潭和泰和开通了“名医可视远程门诊系统”，在家门口就能问诊求医。浙大还对口支援贵州大学进入“211工程”。如今，教育部门提出高水平大学不仅要“立地”——服务地方社会经济，还要“顶天”——跻身国际科技前沿。这两项责任在浙大自竺可桢担任校长起便已十分重视，很快就铸成了优良传统，至今长盛不衰。

 

曾在湄潭任教和就读者，后来有50多位成为两院院士，创造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从浙大成长起来的大师们相聚回忆时，一致认同湄潭时期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有了这么多像竺校长那样“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教授们——“大学的灵魂”，何愁办不好大学，又何愁出不了人才呀！

 

精神文化是一所大学灵魂和品格的象征，对于师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文情操的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特色就是优势，如同中华传统文化之于华夏大地。“西迁文化”定当助推浙大实现新的更为漂亮的崛起。

 

我总觉得主流书刊对浙大的综合反映非常不够。难得寻出如下两例。

 

2003年8月起《科学时报》曾特辟“校训管见”连载专栏，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余翔林为之撰稿让广大读者细细品味到了著名高校的校训精髓。第一篇是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梁启超1914年建校三周年的演讲），第二篇是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1918年校长蔡元培所订），第三篇是浙大校训“求是” （1938年在抗战西迁途中于广西宜山由竺可桢校长制订。不久浙大惨遭日机猛烈轰炸，飞机18架，燃烧弹、爆裂弹118枚，所幸防空教育得法，故无一伤亡。大批人员除随身衣物已一无所有。无法上课，只好再迁贵州遵义、湄潭）。

 

感谢《科学时报》和作者比较分析了那么多著名大学的校训，对排在最前面的三校情有独钟，进行了公平公正的描述、评价和推介，让人得益匪浅，这些校训各具特色，培养出来的学生亦各有千秋。体现出相当高的水准。

 

有一位92岁高龄旅美老学长认为，抗战西迁的大学有的是，但像竺可桢率领浙大这么艰难辗转长途跋涉而弦歌不辍者则不多见。他铁了心用整整7年撰写浙大西迁黔北办学历史的感人文集（该英文书Race The Rising Sun ，中文译名《烽火弦歌——浙大西迁记》）。

 

竺可桢用了13年时间，赔上了夫人和爱子，使浙大屹立于著名学府之林。《科学时报》记者鼓励我“竺可桢教育思想应该让更多的人知晓”。这里我想补充一句话——也要让人更多知晓竺可桢其人其事。任何传奇故事不外都是主人公品格魅力与人生境界的价值体现。“竺可桢的教育思想”是一座“富矿”，越往下挖就会愈益珍贵。

 

《科学时报》 (2010-11-19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