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天，台湾作家张大春走访一位失散多年的友人，却发现友人的旧居已家徒一壁，破败的墙上仅剩几张即将脱落的旧报纸，在风中瑟瑟打转。报纸上登载的是某年双十节蒋中正发布的“总统文告”，大部分字迹都已漫漶不清，义正词严的内容更是早被世人遗忘，只给人一种寂寥和荒凉之感。旧报纸和“总统文告”的影像在张大春脑海中挥之不去，一番文思泉涌之后奋笔疾书，写成《四喜忧国》——二十世纪华语文学百强排行榜中的第九十部经典小说。

 

《四喜忧国》的主人公朱四喜，是一个国共内战期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作为小市民的他几近目不识丁，却对报纸上的“总统文告”毕恭毕敬。对于长期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的朱四喜来说，文告上的每一个字无疑都是天王律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文告是导师的话语，是道德的路标，是指引全体民众前进的一盏明灯，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是时刻不可或缺的。然而，朱四喜的年代，已是蒋中正去世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的威权体制有所松动，自由之风缓慢地吹拂岛内，社会亦开始出现多元的政治、道德取向。因此，小市民朱四喜忧心如焚，不能容忍没有导师、失去权威的社会，亦不能容忍社会的“道德堕落”，不甚识字的他遂吃力地搞出一篇模仿总统文告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四处发放。此种文本，无疑迅速沦为垃圾和废品，在时代大潮中不可避免地遭到遗弃和淘汰。

 

张大春通过朱四喜塑造出一个典型的荒唐、滑稽、奴性和不谙世事的小市民形象。此种形象在当时台湾的外省人群当中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他们未必真正支持政府的“动员戡乱”，亦非清教徒式的道德纯净主义者，反而是唯利是图、粗俗、虚伪、好色的一类人，只是因为愚昧、不谙世事、被灌输太多的意识形态、习惯于被统治，才会做出诸如撰写并发放“告全国同胞书”这样滑稽可笑的事来。当然，可以看到，这种人似乎也并非完全是浑浑噩噩的小市民，总是想做点什么，体现自己的价值，可是由于被欺骗和被谎言毒害太深，他们看似积极的努力，到最后总被证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朱四喜的悲剧，从其根本上来讲，是当局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因此张大春本能地选择对政治教科书的说教，白色恐怖所缔造的情冶王国，官方媒体的谎言进行辛辣的批判和讽刺。不过，张大春也发现，愚民政策之所以畅行无阻，与诸如朱四喜这样市井民众积极或消极的迎合有很大相关。因此他的讽刺是双向的，如经常把官方的“高高在上”和民间的“不登大雅之堂之物”联系到一起。比如朱四喜推崇的、善于读“总统文告”（甚至还会写时论）的杨大哥，竟是一个因纵欲过度而死的荒唐人物；还有王太太，表面上是官方暗中鼓励的基督教信仰的虔诚追随者，实际却是一个骗财、贪利的妇人。在这种最直观的对比之下，一切虚伪之物皆被张大春暴露于日光之下，各式宏大叙事顷刻之间遭到无情的瓦解和颠覆。

 

可以说，张大春是台湾解严前后文坛最具透视能力、最能揭穿历史骗局的作家。不过亦可看出，此种颠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后现代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思路。后现代思路有时纯为批判而批判，绝少建设，甚至往往带着一丝虚无和冷酷的色彩。比如张大春描写朱四喜等市井小民，总是一种高姿态的俯视，对他们的愚昧较少怜悯，似乎也不太寄希望于他们从愚昧中走出，带有极强的后现代怀疑论的情绪。除此之外，张大春还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说游戏特征的那一面，如张大春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频繁运用。由此让读者在掩卷之后思维愈加混乱：张大春最想做的，究竟是文学试验、文字游戏还是文以载道式的批判与解构？

 

《科学时报》 (2010-11-18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