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美]罗斯·特里尔著，刘庆军、许道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价：49.80元
“有时，我想，自己是否正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被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牵着鼻子走。这就像是被嫁到中国。但是，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意识到中国正在阔步前进，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本报记者 杨新美
今年，已经年逾古稀的罗斯·特里尔在写了家喻户晓的《毛泽东传》后，首次撰写回忆录《我与中国》，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公开发行该书。
一个外国人何以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饶有兴趣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他眼中“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在与亨利·基辛格的多次见面中，基辛格对中国的外交态度又有着什么变化？特里尔在这本《我与中国》中为读者释疑解惑。该书策划编辑潘宇说：“特里尔这位中国通，在《我与中国》中再次以西方人的视角、客观的态度分析中国，全景式地回顾中国过去的历史。”
与中国结缘
《我与中国》全书的时间跨越达四十余载，在一个西方人的眼中展现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了解中国之窗。潘宇说，特里尔以时间线索和他经历的一些事情穿插叙述了他多次走访中国的亲身经历、40年间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在书中，能时常听到基辛格的声音、费正清的言论，还能看到毛泽东的模样、周恩来的身影，特里尔除了对这些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坛风云人物的生动刻画，也有对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娓娓讲述，涉及的人物可以说是“上至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下至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
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评价说：“特里尔独树一帜地将历史观点与新闻技巧相结合，加上他是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毕业于哈佛），使得他能够深入到普通老百姓中，与他们交谈，理解他们的态度并将其感受传递给我们。”
特里尔的成功应归功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是影响我人生的三个国家。”特里尔说。1957年在墨尔本大学读本科时，他受老师的影响，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特里尔回忆说：“当老师们赞赏印度的民主道路时，我却想知道中国高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更加有效。这就是我对中国产生兴趣的起因。”
这一愿望最终在华沙实现了。1964年夏天，他满怀希望地敲开了北京驻东欧国家大使馆的一扇高大的木雕门，紧接着这个澳大利亚乡村男孩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旅。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后的几十年间又通过个人和职业的方式接触到全球化时期的中国，并写就了家喻户晓的《毛泽东传》和《江青传》。
《我与中国》一书的译者刘庆军介绍，特里尔在《我与中国》中保留了《毛泽东传》中语言的特色，语言平实却不乏生动，言语之间常略带调侃，语气冷峻而幽默。凭借多年中国研究的经验和深厚学术素养，在简短的叙述中，有时往往能追溯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理论观点，跨越几十年，将历史长河里前后的一些相关事实进行纵横比较，善于从微小细节处挖掘深层因素，可谓见微知著，让人感到评述的严谨、历史的厚重和意蕴的深刻，令人读来饶有兴趣。
来时之路关系前进方向
在特里尔的笔下，我们不仅看到了40多年来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更有趣的是还看到了逝去已久而今只保存在泛黄胶片中的景象——
1964年，26岁的特里尔第一次来到北京，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画面：簇拥在天安门广场上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的人民群众，自行车塞满了北京的交通中枢长安街，公共汽车上塞满了人，两节车厢用折叠的大帆布链接，车与车仿佛形成了毛毛虫效应，费力地向前蠕动。没有高楼大厦和国际连锁酒店，除苏联飞往中国的航班外也没有其他国际航班。北京为数不多的汽车主要是从苏联和波兰进口，偶尔也会看到“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破旧的莫里斯牌汽车和雪佛兰牌汽车……
“从特里尔的文字中，透露出他作为一个西方人，用另一种眼光、另一种视角、另一种价值观观察中国。”潘宇说，这让我们能更理性看待新中国的发展。
但在当时，一个西方作者只能观察到中国的一点皮毛而已。特里尔说：“由于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国人和西方人只是关注对方的人权问题。西方特别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依然存在。大多数西方人和中国人仍然站在各自的立场和旧有观念上，几乎不存在你来我往的共同交流平台。”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特里尔开始对越来越多到哈佛送审的有关中国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但与此同时，特里尔说：“在哈佛大学，仍然很难将中国纳入到世界经济的讨论中”。
此外，特里尔看到了中国内部的变化，同时还亲身体验了中国广袤多彩的民间社会。如改革开放后，1984年特里尔再次来到中国。走访四川省时，他在道教圣地青城山上遇到了一位64岁的老道长。老道长一些话道出了改革开放的影响，“改革给道士和道观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因为山上小的茶酒作坊、餐馆以及旅游收入为道教功课提供经费。
“年轻人必须了解国家经历的风雨历程，来时之路关系着前进的方向。”特里尔说。
1971年，在特里尔的帮助下，当时作为澳大利亚政界领导人的惠特拉姆完成了北京之行，次年中澳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事件也导致1972年底至1974年间，惠特拉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主要原因是二者在越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是惠特拉姆过早推行对华政策。没有“尾随山姆大叔”，这让尼克松很恼火。1973年初，澳大利亚在北京建立大使馆，比美国早6年。惠特拉姆一直认为，在与中国建交方面，澳大利亚终于“抢先”美国一步。特里尔说：“由于同中美澳三国都有联系，我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国际关系。”
潘宇说，在特里尔的这部回忆录中，特里尔借助自己作家、学者、中外交流使者的身份，对作为时代背景的国际关系格局从紧张的冷战关系发展到世界一体的全球化时代作出了客观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作为亲历者讲述了几十年间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与中国读者分享其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讲述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美国人，他与中国激情澎湃的故事。
《科学时报》 (2010-11-11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