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是一句俗语，但用在陈家桥长篇小说《少年王》的主人公大小二身上也是确切的。在一个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其独立的风格从一开始便是从救下一位在“文革”末期被通缉的要犯开始，而且随着“文革”结束，进入故事的主体阶段时，正是由于与这位被平反的“老人”的关系，使得大小二和那个新时代的新力量之间，有了一种难以割断的顺应关系。从而使大小二的打架、滋事、帮扶与故乡救赎系列事件，具有了一种时代的正当性，这就是陈家桥眼中的少年王。

 

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到故事末尾，大小二的年龄也没有进入成年阶段，但是他的作为，他的救赎以及他及身边孩子的遭遇，都已经是“成人化”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染上了浓重的救赎色彩，因为大小二这个少年王在“社会”（即孩子世界，整体故乡及地理意义上的集体生活）与家庭范畴之间的不同反映，来表达作者对于那个时代的成人世界的某种近乎分裂的人格刻画，一方面是极度任性的对于过去的描叙与否定，另一方面是对新事物及新神话的又一次可能疯狂的重返与刻画，从而使得一个富有玄机的新经济与时代开放的命题，在这个少年王身上显示了深刻的悖论。

 

陈家桥具有的视野，使得这个小说要远远超过故乡、少年，成长这些表面堆积的主题，它所牵动并深刻隐喻的其实是这个世界本身，是这个存在的世界在具体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代阶段的一种朴素的矛盾和焦虑呈现，因而少年王的成长本身成为了启蒙的战场，并因此使得这个时代阶段获得了要作为一个大历史的前史的复杂境遇表征。陈家桥的故乡，也因而成为存在境遇的一个宏观统摄，这个故乡，并因此在写作和小说的命题上，获得了更深层的定位。

 

《少年王》具有不可多得的突破在于，陈家桥将成长的记忆与个人史的某种悲怆，和时代跃动的转折，具有了诚实的结合，使得个人激烈的事件冲突，在理性与启蒙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反而激荡起对于理性的冲淡、消解以及对于某种深入的少年的血性和动荡品格的找寻，在这个角度上，《少年王》又反而是对个人史的重新书写和解放。

 

在《少年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大小二对于其弟弟小四以及三个姐姐，彩霞、春霞、红霞命运的干预和处置，同时，我们也在这样的干预中，发现萨特式的介入，看起来是介入家庭和能力范围以内的英雄的个人生活，其实它隐喻的是那个年代对于权力、社会，对于变革和大历史的在小说视角下的一种另类冲动，在启蒙的同时，少年英雄更是担当了对于大历史在无意识中对于普通事物、事件、人物和个人史的重新定位，因而血性与冲动，大小二与那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的局部，同时获得了对于时代的干预和主张，因而丰乐河在故乡之外，也具有了更上升更普遍的品质，那就是对时代的全力参与，尽管这是微观的，而且是地方的，但作为启蒙的场域，少年王已经将悖论化为存在的真实境遇的一种反应，并在这样的反应中继续成长。少年丁冒德之死，可以看作是对这个悖论的呈现，也可以看成是这个少年王介入社会介入生活现场的反应中的一次失败，但是，正是那个时代本身作为前史所必然包含的矛盾和危机，才促使了大小二作为英雄在干预的主体上，其实已经和故乡之间完成了救赎。在其有可能拯救的沉沦的灵魂中，也有乡村的强人形象，但无论是哪一种对象，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启蒙的那个大氛围所甩开的，只有这样的像大小二这样的“强人”，只有那个一开始就出现的更前时代留下的故事尾巴里，那个“大人物”，那个“大人物”与大小二的关系，才能使得这种拯救由一种理想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跃升到对于一个时代在局部于拯救沉沦中获得转折的可能。

 

陈家桥的《少年王》以一个十分简单的看似少年的成长经历，见证了青春的前史，是在少年大小二进入成人之前的青春期之前的那个朴素的世界景象中书写他对于命运的演绎和左右。而不变的是他和时代之间的介入，却仍然是在小说中完成的，是在实际生活的个人史中，作出新的叙事安排，并因而对那个时代获得了全面但独到的小说书写。在《少年王》里，故乡既是他乡的现实，他乡也是故乡的小说镜像。少年英雄既是少年形象，同时也是悖论的成年的前史，青春在这里反而是悖论的背景，成长既有被启蒙者，也包括启蒙这条道路本身，成长也因而在常识的角度上，与启蒙形成了悖论。

 

《科学时报》 (2010-11-04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