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思辉 通讯员 唐瑞婕
“刚开始,朱斌老师就给我们‘画饼’,鼓动我和其他同学加入他的团队——当时他是光杆司令。没想到,在我博士毕业前,他画的那些饼全都实现了!”华中科技大学应届博士王雄略告诉《中国科学报》。
让导师朱斌引以为傲的是,这样一个靠“画饼”组建起的团队,在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科研团队的“赛跑”中,跑出了独特的赛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突破。日前,他和合作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被Science主编加速发表。
他是如何“画饼”,并且靠“画饼”取得重要成果的?
相关论文截图
“画第一张饼”:搭建研究团队
2016年底,朱斌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遇到了很多海归科学家常见的问题——课题组缺人,需要从头组建团队。
一年多后,他加盟的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导师学生双选会。朱斌决定去试试。
那是在2018年6月的一天,武汉的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但为体现重视,会场上,绝大多数教授都着装规整——纯色衬衫笔挺,衣服下沿紧紧地扎进西裤里。有的人还打上了领带。
一眼望去,朱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他身着POLO衫、运动短裤,脚上踩双跑鞋。这样的造型,与那些身着正装介绍课题的老师相比,有点另类。
然而,缘分就是这么难以琢磨。在本科生王雄略看来,眼前这位穿着休闲、说话兴奋,不断比画着未来图景的年轻老师,反而让他觉得十分亲切。于是,不自觉地坐到了朱斌对面。
“当时王雄略告诉我,他想去创业。但我觉得他有思想、有科研潜力,想说服他加入我的团队,于是就给他描绘了我们的梦想和未来。也就是‘画饼’。”朱斌说。
这一“画”,就是一个多小时。朱斌告诉王雄略,创业当然是个好选择,但想走在行业和产业前沿,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才是硬道理。否则,创业很难有大的突破。
从DNA合成讲到生物制造,从基因技术讲到未来产业,朱斌越讲越投入。讲到兴奋处,他突然抛出一句话,“让我们一起用生命之树存储人类文明。”
多年后,王雄略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句话。“当时,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就这样,王雄略暂停了创业计划,放弃了其他学校的预录取,跨系加入朱斌课题组,逐渐成长为团队里的“大师兄”。
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加入的学生越来越多,对每一个新加入的学生,朱斌都会很认真地给他们“画饼”。学生荣雪君也拿到了一张属于她的“饼”。
“历史上关于原核生物免疫系统中核酸酶的两项革命性发现都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说明这个方向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谁知道下一个获奖的是谁呢?”“原核生物防御相关逆转录酶DRT家族,一定有搞头。”朱斌告诉荣雪君。说完,他顺势把DRT4研究课题交给了荣雪君。
起初,荣雪君有点蒙:“诺贝尔奖相关研究离我太遥远了。”但看到老师在讲起这些研究时,眼中闪着光,她选择相信老师的判断。
相对于那些用大团队、大设备开展大规模测试的方法,朱斌坚持让学生沿用单兵作战的传统实验方法。一方面,这样的方法比较符合他这个小团队的实际;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这种传统的研究路径,尽管有点“笨拙”,但往往能发现新东西。“我在哈佛的老师就一直用的是这个经典方法,它确实有用!”
“但用这种经典实验方法,也可能几年下来什么都没发现。”朱斌补充道。
为避免出现那样的问题,以致耽误学生毕业,朱斌留了后手——在给学生安排复杂、艰深课题的同时,另外设置一个比较基础、容易完成的课题,以保证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
“科学研究必须冒险,但学生前途不能去赌。”他说。
朱斌(左)和王雄略
“画第二张饼”:开展跨校合作
学生有了,团队搭建起来了。但朱斌知道,想在国际上拔得头筹,单靠自己擅长的经典生物化学与酶学方法还不够,还需要寻找一个精于用结构生物学解释酶分子工作机制的团队来合作。
于是,他又想到了多年的好友——在武汉大学工作的王隆飞。
“王隆飞手上有很多工作在做,我就‘忽悠’他放下一些事,转而与我们合作,干票大的。”朱斌调侃道。
在武汉光谷的一家咖啡馆里,朱斌和王隆飞会面了。
刚坐下来,朱斌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咖啡还没端上来,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讲起“DRT家族”的研究前景。
“他还拿因研发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获得诺奖的埃马纽尔·夏彭蒂耶和詹妮弗·杜德纳做例子,说‘万一我们也可以像她们一样取得重大发现呢?’”王隆飞调侃道,“他又给我画了一张大饼。”
实际上,朱斌和王隆飞早在十几年前就相识。那时,他俩都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一个在生化系,一个在药理系。
一次借实验材料的机缘,让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有了交集。原本只是一次简单交流,却越聊越投机。从实验设计到科研理想,从学术问题到人生规划,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颇有些“相见恨晚”的意味。
后来回国发展,两人虽分属不同高校,但都在武汉,距离不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朱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新现象,或者冒出一个大胆的新想法,总会第一时间想到王隆飞。
几年前,朱斌拿着Gabija免疫系统研究找到了王隆飞,那是他第一次使用夏彭蒂耶和杜德纳这对“黄金搭档”的例子给王隆飞“画饼”,但这“招”很是奏效,王隆飞很快被说动了。
随后两支团队联手攻关:朱斌团队负责生化解析酶功能,王隆飞团队则利用冷冻电镜揭示其结构基础。最终,他们成功揭开了这一被称为“守护女神”的抗病毒系统神秘面纱,并在Nature发表这项成果。在一次次的合作中,他俩成为默契的科研伙伴。
“我们工作默契,性格合拍,兴趣相似,合作起来非常高效。”朱斌说。
回到这次咖啡馆会面的场景。看着老朋友熟悉的“套路”,王隆飞呵呵一笑,抿了一小口咖啡,然后爽快地应了下来:“没问题,我加入。”
王隆飞(左)和朱斌
“画第三张饼”:在赛跑中突破
原核生物免疫机制研究,在国际上竞争十分激烈。国内外许多团队都在同步开展“DRT家族”相关研究,一些国际团队依靠强大的人力和分析手段不断取得新成果。
随着时间推移,国际上关于DRT2、DRT3、DRT9等系统的研究成果接连发表,朱斌和团队成员倍感焦虑。
“很现实地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去竞争我们感兴趣的所有DRT。”但为了稳定“军心”,朱斌再次拿出“绝招”——画饼。
“各位,只要我们盯紧实验、不断往深处研究,就一定会发现新的东西。我们用最传统的办法做实验,非常扎实,这是很多大团队做不到也不愿意花时间做的。”他不断给团队打气,“把心态调整好。哪怕只是一个小发现,只要是全新的,就有很大价值。”
他的预言很快应验。2022年下半年的一天,荣雪君在开展DRT4相关实验时,发现一个异常现象——“实验中,该出现的东西没出现,不该出现的却出现了。”
朱斌首先想到的是实验污染,所以他要求荣雪君“赶紧重做,先把污染排除掉”。
荣雪君按照导师的要求重新实验。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始终一致。经过进一步验证,团队确认,DRT4具有此前从未被发现的一种功能——RNA内切活性。
有了突破口,研究迅速推进。朱斌立即求助王隆飞团队进行结构与机制解析。
“王隆飞团队开展细致分析后,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线索,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了DRT4的第二个功能——DNA合成活性。”朱斌介绍。
接着,王雄略又发现了DRT4的第三个不为人知的活性——DNA外切活性,并由另一位研究生赵新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朱斌和荣雪君发现RNA切割必须依赖DNA合成,但把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功能联系起来的机制,却成了整个DRT4机制最让人困惑的地方。
直到那一天,王隆飞兴奋地打来电话:“我发现凡是RNA切割被激活的结构里,DNA都从合成口袋跑了出来……”
生化实验提供现象,结构研究解释机制;结构研究发现新疑点,生化实验再继续验证。最终,两个团队成功揭示了DRT4的工作机制。
朱斌告诉《中国科学报》,DRT4就像一套精密设计的抗病毒防御装置。DNA合成是系统启动的关键步骤;DNA外切防止防御系统被误触发;RNA内切最终完成对病毒的攻击。
2026年1月8日,联合研究团队正式向Science投稿。令他们欣喜的是,仅一个多月审稿人就给出了返修意见;让他们紧张的是,留给他们返修的时间只有42天。
“这个时间是很短的。但如果能按照返修意见,把相关机制解释清楚,我们的研究就将无懈可击。”朱斌说。
想要把相关机制解释清楚,测序成了关键。习惯于传统科研路径的朱斌,不得不开始寻找测序公司。好巧不巧,那时正值春节假期,那些公司都暂停营业了。
“我很着急啊!可人家不上班,催也没用!好在,最终我们在返修截止日期倒数第二天拿到了结果。”朱斌回忆道。
随后,两支团队立刻分头行动。王隆飞团队负责分析数据,朱斌团队同步完成绘图、校稿和回复意见的撰写。原本需要一周左右的工作,被压缩到最后关头那一两天。
“我们是掐着点投出去的。”朱斌说。
5月8日,距首次投稿四个月后,朱斌终于等来了那封期待已久的接收邮件。主编还在邮件中问道:“你们是否愿意进行First Release(加速发表)?”
“非常愿意!”他们迅速回复。
据介绍,加速发表在学术出版中并不多见,这意味着期刊认可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得以加速发表,也意味着联合研究团队终于在这场与国内外同行的赛跑中占据鳌头。
5月22日,他们的论文正式在Science发表,在国际上产生不小影响。
如今,王雄略已经博士毕业,成为Science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他的创业公司也已完成选址,并获得投资人的关注。导师当年为他描绘的“核心技术”和“硬实力”都有了,创业的底气更足了!
朱斌(中)和团队成员在实验室唐瑞婕/摄
回过头看那段经历,王雄略直言:“跟着朱老师做研究的每一步,都没有白走。”
荣雪君总结说:“这几年最重要的,就是相信朱老师,正因为相信,所以惊喜就真的出现了!”
王隆飞这样评价他的科研搭子:“朱斌是个画饼高手。会‘画饼’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画饼’换个雅致一点的说法就是‘筑梦’。人嘛,不管做什么,总要有点梦想,你说是不是?”朱斌补充道。
相关论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ef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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