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3/15 8: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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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问两会之八:高校治腐如何防患于未然

 

科报问两会

八问:高校治腐如何防患于未然?

■本报记者 陈彬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5年国内高教领域共有42所高校的66名管理者被通报,其中至少有9人已被“双开”。微小的数字,却足够刺眼。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与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均对媒体表示,不认同“高校腐败”的说法,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否定多数人。

对公众来说,高校这方净土着上越来越多的污色,似乎已成趋势。同时,高校治腐继续吸引了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高校:腐败“重灾区”?

在我国,高校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清水衙门”,似乎和腐败等毫不相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

据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介绍,当时,国内高校开始了一轮加速发展,尤其随着大量新校区的建设,国家对高校在基建和后勤方面的投入日益加大,高校也开始频繁参与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高校的管理还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监督机制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于是导致了腐败的大量出现。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曾对1998~2008年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在高校的案件达46件,涉及55人,占到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

事实上,就在近几年高校频频爆出腐败丑闻的背景下,已经有舆论将高校列为国内腐败的“重灾区”,有人甚至直言,正是因为腐败,“象牙塔”才会垮塌。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早在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被媒体问及高校腐败问题。当时,这位素有“葛大炮”之称的学者态度十分明确——高校绝不是腐败重灾区。今年两会期间,葛剑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一观点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很多人认为高校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应该是与腐败‘绝缘’的。但事实上,高校作为社会一分子,本身并没有特殊之处。社会上有什么,高校也就有什么。”葛剑雄说,更何况现在并没有任何权威数据可以说明,高校的腐败程度要高于其他机构。

“公众一方面希望大学要走向社会,要产业化,教授的研究成果要应用于市场,但腐败案件发生时,又回过头质疑大学不是一块净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也认为,社会对大学的“双重”期盼,是高校在腐败问题上陷于舆论场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

不论高校是否已经是腐败“重灾区”,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腐败已经成为阻碍高校发展的重要障碍。对此,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监督:一个“灵活性”问题

在采访中,针对高校反腐,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给记者作了这样一个比喻。

“比如高考招生,过去也有一些尚待改进之处,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这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招生过程更加开放、透明。我们借助一些手段,使整个考试招生体系更加健全,相应的问题也就少了。”高岭说,这一现象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要想避免高校腐败,重要的还是进行制度上的调整,在职责划分和职能调整方面多下功夫。“目标应该是使我们的制度更加开放、透明和规范。”

加大制度建设也是葛剑雄给高校腐败开出的一剂药方。

“高校部门通常除主管领导外,一般教师对高校涉及经济的事务既不关心,也不明白。这就给人以可乘之机,高校的特殊性也就在于此。”葛剑雄说,正因为如此,高校才更需要建立监督体制。

“主要问题还是缺乏必要的监督,地方政府不监督,高校内部又缺乏监督机制,才导致腐败出现,最主要还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对经济权利加以监督。”葛剑雄说。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随着“八项规定”的深入执行,对高校腐败的监督力度已经在加大,在采访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坦言,加大监督是必要的,但也需要把握一个“灵活性”。

“一些政策的主观监督意图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客观上,过于死板和苛刻的监督条款可能影响某些正常的科研活动。”王梦恕说,比如在与其他科研机构联合开展科研活动时,之前一些经费可以直接打给对方,但现在这样的行为可能就不行了。而这会影响科研合作的开展。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些研究项目老师们就不搞了,或者不跟别人合作了;有些钱就不花了。这其实很影响大家的科研积极性。”王梦恕说,我们需要明确的监督体制,但这种体制不能定得过“死”,需要考虑一些实际情况。

理念:防患于未然

必须承认,近几年来,国内高校制度建设其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在这些措施中,很多都对高校腐败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比如2014年年底,教育部曾集中公布了国内47所高校的大学章程,其中超九成高校在章程中提出要设内部纪检机构。2014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组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学术机构的定位。

高岭表示,长期以来,在国内高校的学术决策过程中,行政力量参与过多。学术委员会的规范,其意义就在于把大学的学术决策权还给学者自己,使权力的使用更加规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委员会对于遏制高校腐败也是有作用的。

然而,仅仅制度上的建设是不够的。

在高岭看来,对高校腐败的遏制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治校的过程中,严格遵守已有法律和规章制度,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向高校全体人员灌输一种“依法治校”的理念,并在理念的指导下推动学校的各项工作。

“我们处在一个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期,总是会有很多新现象、新问题出来。因此,制度建设要不断完善,但却很难尽善尽美。”高岭说,这一现状正体现了理念的重要性。“有了正确的理念和意识,即使有些制度并不健全,也会自觉地按照规范化的程序来做,也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出现。”

对此,王梦恕也表示,“防患于未然”要比抓多少个“贪官”重要得多。

“先教育,从思想意识上做通大家的工作。”王梦恕说,而在这方面,一些法律机构要发挥更多作用。“希望法院、检察院等机构能够进入高校,将法律意识带到校园里来,另一方面也提升教职员工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这恐怕要比单纯地抓‘贪’更有意义,也更利于学校发展。”

《中国科学报》 (2016-03-15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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