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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与活跃的中国 |
| ——在12月3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讲演 |
郑必坚 1932年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教授、研究员。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九届、十届常委。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这里举行集会，隆重纪念1978年到现在的两个“30年”——改革开放30年和科学春天30年。
两个“30年”联在一起，而“科学的春天”，即30年前有鉴于“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和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自己“落后状况”而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特别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大会开幕式上的祝辞，可以说实际上正是中国共产党下决心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事业的重大动因之一和重大举措之一。
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悟出这样一个本质性认识，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一开始就是同现代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再加上当年科学大会之后不久的恢复高考和开放留学，那么就还可以说，“科教兴国”的战略构想，早在30年前就已经进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之中了!归根到底，是生产力，首先是现代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在呼唤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呼唤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呼唤我们广大的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认清使命、奋发有为啊!
这是我今天这篇讲演的开头先说的几句话。也可以说，这是“立片言以居要”的几句话。
下面，我想就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历史经验，简略讲点个人体会，一共讲14点。
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30年，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创造和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而所有这些经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中心任务。正因为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我们国家才能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封闭僵化的颓势和万马齐喑的沉闷，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了。
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活力，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二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进程的思想启动，是1978、1979年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而在这整个30年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实践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彻底、鲜明地集中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要求上来，集中到生产力标准上来。
正因为这样，从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在重新确立实践标准的同时，又坚决、彻底、鲜明地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在新时期“根本政治路线”的中心任务，并且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聚焦点。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突破口。
实际上，这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三
围绕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条主线，可以把整个30年的历史进程粗略概括为头四年、中间两个十年和最近六年，这样四个大的段落：
第一大段落，从1978到1982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的四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第二大段落，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
第三大段落，从1992年到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之前，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十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在1992年到1996年年均增长12.1%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内需，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同时使国家计划管理由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计划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
第四大段落，最近这六年。从2002年到2008年以至今后，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年”。其在“解放生产力”上的显著成效，就是21世纪头七年经济总量保持两位数稳定增长，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国有经济重大项目上了新的大台阶，人民生活也上了新的大台阶，并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正义，进入了一个以更高自觉致力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同时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使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更加协调推进的崭新阶段。
四
事非经过不知难。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30年中能够历经艰难曲折而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谈何容易?这实在是一个伟大而又复杂的超大规模系统工程!全党全国范围的解放思想，不可避免地涉及现实的和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领域众多错误和过时观念。而解放生产力，则又涉及众多方面生产力要素的不断放开，以及众多方面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逐步改变。这里包括：一要搞活资本，二要统筹土地，三要发展科技，四要改善生态，五要扩大就业，六要更好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各类建设者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对外开放，更充分地调动境外国外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的积极因素。你看，国内六项，国外四项，为十项。再加上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这两项保证生产力解放、发展得以最终实现的因素，总共就是十二项。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新时期一个又一个大段落上的不断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这十二项“生产力要素”才能持续地得到解放，隔几年就上一个台阶，一直走到今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
五
30年历史发展还表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尽管涉及众多因素，但归根到底应是人的因素愈益深广的解放，是人作为生产力主体和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愈益深广的解放。强调生产力，是不是见物不见人?当然不是!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的统一，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统一，而且人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因素。所谓“中国真正活跃起来”，要点就在这里。请回想一下吧：廓清个人迷信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廓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和平反冤假错案，直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等一系列深刻理念的提出，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请再回想一下吧：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农村人民公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类所有权、财产权、自主权和正当竞争关系的发展，还有民主、法制基础上公民各方面民主权利和各项基本人权的愈益强化的保障，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
在这里，经济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相联系，而不是相割裂;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最大利益标准和以人为本相统一，而不是相对立。
六
我还要特别强调，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在三大基本问题上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是“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直到党的十七大，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一”的统一认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
事情就是这样：只有始终一贯地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中国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个最大的“硬道理”出发，而不是从过时和僵化的观念、做法和体制出发;同时又始终一贯地勇于面对困扰我们思想、束缚我们手脚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和认识问题来展开来深化，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创新境界而又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无谓争论并且允许看。只有这样，在坚定、清醒而又有耐心的方针指引下一步一步做起来，方能真正击中要害、统领全局，有力排除干扰、凝聚人心，方能不断获得新的觉醒，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
应当说，这三大新觉醒，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中踏踏实实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实实在在地摸到并牢牢把握住的具有理论基石份量的三块“大石头”。
在这个进程中，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二者结合如此之紧密，党的理论如此之管用、之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实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当然，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不是没有曲折、起伏以至于失误，也不是没有种种失衡、失范、腐败、阴暗面以至于“乱象”，更不是没有困难、风险甚至很大困难和很大风险。但是30年历史进程之主流，之主导方面，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始终一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而势不可当。
七
我们今天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新起点上总形势的一大特点，就是“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所谓挑战，归纳起来大体是三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包括能源资源短缺的挑战，二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三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系列重大严峻问题的挑战。
实际上，事情不止于此。如果再考虑到巨大规模(而不是通常规模)的自然灾害，包括已经发生的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也包括未来岁月可能发生的其他巨大自然灾害，那么这就是第四大挑战了。此外，就国际方面来说，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军事的种种压力，包括当前国际范围同时发生的金融、能源、粮食三大危机，也包括未来岁月国际范围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种种危机，那就是第五大挑战了。
还必须强调一点：这“五大挑战”，又是在我国拥有13亿人口并且还会在本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到15亿人口这样一个“总背景”之下。这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哪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绝无仅有的“总背景”!
实际上，对于这个“总背景”，还需要进一步作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一个层次，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将相继出现的“三个高峰”。一是当前已经面对的“就业高峰”，现在我国每年城镇就业缺口在1200万人以上;二是本世纪30年代(大约2033年前后)的“总量高峰”，即达到15亿多人口;三是本世纪40年代的“老龄化高峰”。
再一个层次，是专门分析21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人口的前景和出路。我国现在13亿人口中，农村占将近8亿。8亿农民里面，劳动力占5亿，这5亿就比现在整个欧洲人口还要多!那么耕地多少呢?18亿亩多一点。而当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5亿时，中国又有多少农村人口和可耕地呢?怎样才能真正富起来呢?
两个层次的分析，看清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上半叶的根本走向，归根到底仍将取决于把13亿到15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首先是把大约8亿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解决好。
而这就决定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思想解放的中心课题必定仍然是，也只能仍然是进一步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八
那么，21世纪头二十年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说得完全一点，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走出一条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我看来，新就新在它提出了两方面基本要求：一个方面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这首先就意味着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要求，各方面创新活力尤其是科技创新活力和产业创新活力的进一步解放。信息化带动包括农村工业化在内的中国特色工业化，产业升级，把各类所有制企业首先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另一个方面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又意味着，要求创业活力的进一步解放。这是因为，要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中真正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就必须实现持久的充分就业，为此又势必要求放手发动创业，推动全国城乡实现各类中小企业以至微型企业的广大发展，以创业带动就业。(实际上，国际国内经验证明，中小企业不仅在带动就业方面，而且在推进创新方面，均能作出重大贡献。我国技术创新的70%、国内发明专利的65%和新产品的80%来自中小企业。)
在创新活力、创业活力进一步解放的基础上，再联系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巨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际压力的挑战，那就还有一个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的问题。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势必将集中到进一步解放“三个力”上来：一个是创新活力，一个是创业活力，还有一个就是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
这就要求继续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等各方面体制的全面改革。特别是：一要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要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内涵的政治体制改革，三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
而改革之是否有成效及成效之大小，归根到底还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破除一切仍然束缚这“三个力”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从而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九
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我们的党中央就是这样，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30年中，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与此同时，我又亲身体验和观察到，我们的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我们党以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总结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有力地证明：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根本改变了短缺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而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个政治大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国。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种说法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似乎已在“私有化”浪潮中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体而言，由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增加，企业效益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进一步增强了。2002年到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5.87万户减少到11.51万户，但销售收入、实际利润、上缴税金年均分别增长18.6%、36%、20.4%。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中央企业的发展情况更是令人振奋。这5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1.5万亿元，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石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到80～100家，全国形成35～50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至于在改制进程中，特别是在改制前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的很多个案，情况复杂。有的实际上属于正常转制，有的则确有问题。问题方面，有的是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则确与有些干部腐败有关。这两年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较好的解决。
又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各地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不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中央已经确定了“五个统筹”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这里包括，党和政府从2004年起到2008年的5年来，每年一个促进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直到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性决定。这里还包括，“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的逐步落实。只有充分就业，才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基础!与此同时，中央还确定，今后5年内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来，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打好基础。
又比如反腐倡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由此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民主问题和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等等。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看到，我们的党中央一直在加大力度，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我只想补充说一点，就是这一方面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有关，而且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由来，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历史特点有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的规划和发展，企业的经营和拓展，往往离不开政府的较多干预和管理。这当然有其必要性，但也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密切，具有“寻租”的便利条件。中央之所以提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这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逐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十
说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我还想再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正因为不发达，所以我们在此阶段上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偏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偏离党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方针和路线，不仅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会把事情搞乱。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到15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这样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
也就是说，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我认为，如此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十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近代以来“天下大势”的发展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呢?这需要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来加以观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五到六代中国人的两大历史性追求。这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要救亡图存，二要振兴发展。正因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所以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也就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五到六代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并且成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
鸦片战争以后168年来，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而这两方面大变动又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要问这种历史关联的内在脉络是什么，一个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世界范围发生的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在20世纪上半叶，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由于发生世界大战而断裂和逆转的情况下，中国人抓住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在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中，中国人又抓住新的时机，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这样的历史大变动高度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卓越历史地位就是十分明显的了。
十二
以上说的是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人抓住了机遇。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
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我在这里只想集中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潮激荡这样一种复杂局面。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广阔而又意义极关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虽然我们这条道路已经取得伟大成功，但是我们还需要再干四五十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人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
至于更加长远来说，我们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还要看到，一个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问题，就是“当代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全人类命运的大问题远未解决。放眼世界，风云变幻，在这个大问题上的动荡、分化和抉择的长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难道还不是“诸子百家”?我看更是名副其实的21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
十三
我们估量战略机遇，当然要从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把握出发，但我同时认为，这里有一个重要变化必须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尽管我们困难还多，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一条，本身就是世界大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将要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
当前，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启动为标志，打开新的境界。与此同时，国际大局也正酝酿新的重大变动。特别是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殃及全球这两件事为动因，国际范围的政经走向、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地缘战略以至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还有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某些重大关系和模式，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国家市场的关系，等等，似均在酝酿某种新的变动甚至重大变动。而我们的国内大局，包括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国际大局是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在新时期以来伟大成功经验基础上，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清醒地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一的把握和分析。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之所以一再强调“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深刻战略意义之所在。
十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反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总起来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30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新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家们，首先都是最忠诚的爱国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经历千难万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信奉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应当说，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一个独特“基因”，从创党那一天起，就内在地蕴涵在党的肌体和灵魂之中了。也正因为这样，在八十多年艰苦曲折的战斗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克服国际共运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才有了独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道路的大智大勇，才有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大智大勇，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智大勇。这样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气魄和求实精神，而且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和政治智慧。
有87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当我们以胜利的喜悦和攻坚克难的执着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以为，继续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坚持和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这就是对改革开放30年最好的纪念。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的讲演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科学新闻》 (2008年 12月 第2期 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