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是我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理性化的哲学总结；既是关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实方略，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同的历史选择。它不仅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又透射着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汲取了全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其概念的提出已远远超出传统经济学意义上“发展”这一简单的“满足人的生存”的道德诉求。从其现实性和实践角度着眼于发展内涵、发展理念、发展思路，但从本质上反映了人类向文明迈进和理想社会形态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其中蕴含着哲学范畴内人的本质问题以及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目标、价值信念、价值取向。

 

如果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那么，人们关于人的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三者的心理取向和文化取向也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核心。科学发展观正是从这些本质问题中，透视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代表着公众永恒性的理想追求以及指导社会生产生活和人们行为的普遍性的范式和原则。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以不断追求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因此，“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构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终极价值目标。

 

文艺复兴时期面对宗教对人的压迫，人们为了打破神权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倡导以人为本，呼唤理性、平等和尊重人的尊严。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欧洲又展开了以推翻专制制度和蒙昧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从“天赋人权”、“理性”和“人性”中引伸出一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政治要求。他们正是利用这些人本的价值理念，启发引导群众，去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有了机器大工业，面对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本质最普遍存在的资本和商品交换入手，揭开了原始积累时期和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在人本主义旗帜掩盖下反人道反自由的秘密，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本思想所关注的是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和尊严，而这些也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成员才能够享有的权利，无产阶级所能够拥有的只能是受剥削、受奴役的自由。马克思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才把自己的视野由个人转向社会，由孤立的个体转向社会整体。提出只有从整体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现存关系进行彻底改造，无产阶级才能够从资本关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正是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基础出发，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实践才能得以成功并不断发扬光大。

 

上世纪后半叶，面对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包括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环境危机以及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社会问题，“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上升到国际政治层面并在全球范围所倡导。实际上强调了社会运行中经济的增长，制度的安排和政策的设计等等，都要以尊重人的尊严、保障人的权利、满足人的发展和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今日之中国，尽管尚处在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但我们却正在面临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许多问题，它们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对传统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和长远问题，在汲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既是直接对当代世界发展价值取向转变的回应，同时也更进一步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毋容置疑，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前提的经济人假设，其核心离不开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它的价值原则就是尊重个人利益，关心个人利益的实现和扩大，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设计、自我抉择、自我经营，从而获得自身发展。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注重个人、关心个人利益是必然的，因为它能切实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社会中每个人的发展。然而也应看到，如果任其发展，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必然会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功利主义，甚至产生以牺牲社会和他人利益来满足个人利益的极端利己主义。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辩证统一的价值原则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深刻认识到当代社会个人的存在与世界历史已经具有不可分割的直接联系，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具有使个人的价值取向、价值行为社会化的引导力，它可通过社会价值规范的重构使个人的价值行为转化为社会的协同行为。它既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只注重公共利益而贬损个人利益的所谓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不是只注重个人利益而忽视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而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社会协同的回归。它要求个人服从社会，部分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它既尊重个人利益，强调个性自由，要求个体自主独立，又主张个人利益与他人和社会利益并行不悖，并以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支撑每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中指出的那样，人的全面发展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进而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之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逐步演替过程。因此，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立足点首先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来追求满足人对不断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和人作为社会主体自身各方面能力的提高和自我完善为价值目标。因此，其基本要求必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充分发扬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先进文化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环境保障；协调国际国内关系，正确实行对外开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外部动力支持。

 

 

中外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不同的发展观及其价值取向会引导社会追求不同的生产方式，从而带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发展观，曾经长期支配着近代社会，其核心就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并将物质财富的增长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这种价值导向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为了经济增长而耗竭资源，牺牲生态环境，为追求GDP而忽视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据有关统计，人类对大自然的总体需求与污染物排放量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就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可承受能力。目前，不足世界总人口14%的发达国家，却消耗占全球商业能源的80%。从污染物的排放来看，上个世纪初，主要以微生物和耗氧有机物为主，到80年代后，二氧化硫、酸雨、重金属、光化学烟雾、温室气体、核废料、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工业危险废弃物等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日益加重的干旱化，淡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退化等生态失衡，人类已经面临着社会发展史上最严重、最复杂的环境问题。虽然我国尚未走完工业化的全部过程，但我们却已经出现了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我国本身又是资源匮乏型国家，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必须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我们的生产实践，用新的价值体系统摄我们的社会。

 

科学发展观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把自然界对人的效用价值和人对自然界的效用价值有机的统一起来，把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起来。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今天我们之所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对如此严峻的困境，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讲，就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了自然界对人的有用性或功效，而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的负反馈；只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不重视人对自然界的顺应和保护。在挖掘自然界最大程度的效用价值的同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然界及其一切物体，都是经过地球几十亿年按照物质运动法则和生物进化规律不断发展而确定下来的。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意地破坏或消灭任何一个物种或者耗竭一种物质，都是对自然运行规则的践踏，自然界必然要通过相应的反馈调节机制来遏制人类的过激行为，构建新的平衡和价值链。正像恩格斯所言，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胜利之中的时候，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悄然开始了。这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因此，人类的基本价值取向应该符合自然的价值规律，也就是人类必须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基础上，顺应规律，在顺应中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

 

科学发展观将从超越人类绝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出发，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评估历史，重新规范行为。仅仅发展生产和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而恰恰是和人类进步方向的背离。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是人性的进化，即人与自然的相容，这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伴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商品、市场等要素在社会中的凸现，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主导价值体系应运而生。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确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极大地怂恿了功利主义的无限膨胀。统治阶级将自身的政治功利与极端的物质追求价值目标紧密结合，其基本逻辑是无节制利润追求。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地成倍地增加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会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

 

相反，正当西方开始享受工业化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中国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摆脱不了对“政治功利”的强烈追求。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虽然走过了150多年，但是从现代化的要素来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经历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武装革命，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才回归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艰苦探索。中国社会体制从封建专制到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在社会实践的强烈动荡中不断更迭并变得混乱和迷失。人们的价值取向从“革命中追求幸福”到“斗争中追求进步”，再到“竞争中追求财富”。无论是资本主义追求“物质功利”的价值逻辑，还是我国过去“政治功利”的价值哲学，其价值取向都是建立在“物质”与“精神”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之下，西方人们的追求过分集中于物质领域。回望中国，人们在长时期内物质生活极度贫困，文化生活也极为单调，却在宗教狂热和个人崇拜的迷狂中，不切实际地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片面夸大精神追求。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虽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发展，但是面对迅速展开的市场经济、深刻变化的社会现实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人们却又在精神上感到困惑和茫然。社会在抛弃个人崇拜和僵化、封闭的思想观念的同时，理想和信念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不可否认，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多元重组，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代际群体都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追求，并且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承受力和适应度，因此，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发展的观点正是对传统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功利价值导向的矫正。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强国先要强民，强民先要强魂。这个魂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是凝聚亿万人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驱动力。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要求，从文化传统、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体的能力结构上来看，都与西方的原发的市场经济有着极不相同的内容，它有着与资本主义精神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柱。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指标同人文、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论述其内涵从个体的人来说，凝结着人们真正意义上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从社会整体来看，体现了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价值目标。换句话说，科学发展观要求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价值导向上实现由单纯的经济原则转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建构，在价值系统上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兼顾。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大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它不仅链接着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还牵引着处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代际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追求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既是认识和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人关系的现实要求,也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所在，是贯穿于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现代社会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社会，缺乏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社会基础和生产关系。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把自由竞争奉为社会价值原则，经济运行中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的趋势根本上难以克服。这种单纯追求效率的价值取向，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两极分化，造成公平与效率的尖锐冲突。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GDP高速攀升到世界第四位的同时，同样也产生了诸如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的问题，使民众对中国改革的价值认同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既要提供市场、竞争等价值标准，激发个人奋斗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经济有效率地运行，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而且还要具备公平、合理、正义等价值标准，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安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为此做出了精辟的回答。“五个统筹”从价值意义讲，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首先，从经济活动层面，强调市场规律与竞争公平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其中涉及竞争机会平等、运用和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权利平等、劳动价值平等、竞争起点和过程平等以及获取收入机会平等等；第二，从政治生活和制度层面，倡导公民享受民主权利与社会地位平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权利的平等以及人人享受平等的公民待遇等；第三，从伦理和道德层面，强调代内人与人关系和谐和代际人与人关系和谐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包括人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利和人格权利的平等等，它实际上体现了人文终极关怀的最高价值追求。显然，这种价值理想是建立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相结合的新体制之上的，这种新体制充分提供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即它力图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佳途径。使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能使提高效率所增加的社会财富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更好地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生活氛围。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强化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原则的实现机制，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科学新闻》 (2008年 12月 第1期 观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