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完成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当今“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三所学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紧追其后的还有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等中国大学。旅美学者薛涌就此于9月14日《东方早报》撰文称：“既然美国能够接纳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国的许多博士课程就没有必要……博士的培养，还是要搭美国的‘便车’为好。”

 

薛涌的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博士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质量保证不了。二是除了学术领域外，一般很少有工作需要博士学位。中国的博士显然已经供过于求，减产乃自然的对应之策。三是国家停止给大部分博士课程拨款，可以让大学“专心于本科教育”，还可以省下钱来发展短期的社区学院，把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培养成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大军。

 

诚然，目前国内不少博士学位的确有水分，博士培养规模的“大跃进”有超速之忧，加大为产业大军输送人才的力度也是明智之举。但如果在博士培养上完全依赖美国，只图“搭便车”的短期好处而自废“武功”的话，则长期来讲绝对要吃大亏。

 

当土地、原材料、能源等基本被瓜分完毕之后，对智力资源的争夺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略。尽管说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知识领域的全球化愈加深刻，所谓知识无国界。但是，与知识相关的技术及其衍生的专利却是有归属的，并且有完善的法律保护其所有者利益；掌握知识的专家也是有国籍、受限制的。

 

国人在享用着全球知识和技术的最新成果时，也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全球化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分外严格。与此同时，很多的国内企业由于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掌控，只能停留于“打工”的层次，利润极其微薄，饱尝“卖10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尴尬与无奈。

 

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水平科研人才还很缺乏。博士最重要的职能是探索知识、创新技术，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是极其重要的。当大量高端人才留学海外攻读洋学位时，我们如果再削弱本土博士的培养力度，那无异于两军对垒，不战而降，将高端人才拱手相让。

 

“打铁还需自身硬”。尽管近来回游“海龟”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渐增，但从科研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看，中国毕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完全指望留洋博士多多回国效力也不现实。

 

因此，中国博士培养应该“搭美国便车”的想法不可取。哪怕目前中国的博士培养确实已经走上了弯路，但宁可回到起点重头来过，也不能止步不前。

 

《科学新闻》 (2008年 10月 第1期 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