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文明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以破解资源环境等发展难题，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为基本宗旨，追求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走出人类发展困境的总对策。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一个技术——生态概念，是技术进步与生态进化的协同统一体。技术进步与生态进化的统筹兼顾是生态文明区别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本质所在，是生态文明的特质。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扬弃，既继承了农业文明社会人与自然友好相处的朴素思想，又保持了工业文明社会技术进步的强劲势头，并提高和完善技术发展的质量，做到以技术进步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技术与生态的关系而言，农业文明是一种技术弱势、生态强势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是一种技术强势、生态弱势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则是一种技术与生态统筹兼顾、平衡发展的文明形态。

 

在农业文明社会，人类技术水平低，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弱，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较小。尽管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因该时期人口密度较小，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农牧业为主，活动范围非常有限，虽然局部地区可能遭到破坏，但整体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很小，基本没有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人类活动并未给自然环境带来明显的改变，技术与生态相对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但由于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种和谐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低水平和谐。

 

在工业文明社会，技术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和代名词，机器设备替代了手工工具，工业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式生产，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程序化程度明显提高。工业生产创造了比农业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工业文明提供了比过去农业文明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工业技术的武装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明显增强，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加，引发了技术与生态的严重对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人类由于其活动能力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大，造成了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以及全球暖化等，给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它要求在农业文明发展模式中增强技术的力量，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贡献率；同时要求摆脱传统工业文明“技术理性至上”、用经济标准评价一切的“机械论”价值取向，使人类走出与自然对立的困境，以实现技术进步和生态进化的协同统一。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排斥技术对生态的改造作用，不否认生态环境的变化，但要求人们变更传统的技术发展理念，改变单一的技术思维模式，不再视技术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将技术视为人类维护自然、利用自然的助手；不再利用技术对自然巧取豪夺、吸干榨尽、杀鸡取卵，而是要实现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使自然永续地服务于人类的利益，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生态变化按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进行，实现技术进步、生态进化与社会发展三者方向的协同，达到通过技术进步来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因此，技术进步与生态进化是生态文明的两翼；以技术进步促进生态进化，以技术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义所在。

 

 

资源环境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危急的问题，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大难题。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答案见仁见智。反技术主义者认为，资源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引发的，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人类要走出这一困境，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显然，反技术主义者舍弃技术发展的主张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可否认，资源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来并日显突出，但技术进步本身并不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技术的非理性应用才是“罪魁祸首”。但是，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在更高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却离不开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特纳在《技术的报复》一书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能从报复效应中接受教训，就不会去否定技术，而是将改进技术”。的确，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系列环境友好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开发，技术负面效应的降低乃至消除要通过技术的完善和理性使用来实现。建设生态文明，决不能因噎废食、舍弃技术，只有不断改进、完善技术，同时加强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管理，实现技术——生态的最佳组合，才能降低其对环境的损害，减少其对资源的消耗，实现其负面影响最小化。

 

技术进步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动力。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形态。引发当今生态危机，导致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拉普所指出的，“需求增长、人口爆炸、科技进步模式、经济以及民主系统等综合起作用，促成并加剧了当前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在全球人口不断增长的现实压力下，要满足大众的益增长的需求，同时又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自然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必然要依靠技术手段，以技术进步来促进生态进化。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是一个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综合文明形态，是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协调发展的综合体，是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新社会系统。它要求实现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协同。要达到这些目标，就需要技术的支撑。人们只有在技术先进、生产水平提高和物质财富丰裕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去考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才有了保障。技术不发达，物质财富不丰富，建设生态文明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发挥技术进步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支撑作用，以科技手段提高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为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条件，进而在更高水平上建设生态文明。

 

依靠技术手段来建设生态文明，其基本要求是降低或消除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防止技术灾难的发生，以技术手段提高资源利用率、促进环境保护；通过技术进步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让老百姓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开发人性化的技术，实现技术的人性化转向，通过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要达到上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首先要对技术发展进行后果预测、成本核算和风险评估，提高技术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减少技术发展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主观性；其次是要对技术发展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实现技术的生态化转向，降低技术发展的负效应，减少其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的威胁；再次，要加大对技术的社会控制，及时纠正技术发展中的越轨行为，避免技术发展因偏离正确航向而对人类社会造成灭顶之灾。最后，要充分挖掘技术的人文价值，开发人性化技术，使技术进步为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服务。

 

所谓生态进化，简而言之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如前所述，在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低水平的和谐关系；在工业文明社会，人类过度开发、掠夺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在生态文明时代，要求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理性回归，要求通过技术的进步与完善来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因此，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进化过程就是“人与自然的低水平和谐——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生态进化的内涵和主旨，是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评价标准。

 

由人与自然组成的生态是个进化的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是绝对的、静止的和谐；不是人类对自然无所作为，简单的适应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并不必然排斥非自然因素对其结构的改变和重塑，而是要求人类的活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进化的衡量标准包括两个方面：即人对自然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决定权利和义务界限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类有权利用和改造自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形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同时，人也有义务尊重和保护自然，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不破坏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保持自然系统的相对稳定、和谐；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保护自然，向自然提供相应的补偿。人与自然和谐的终极价值目标，是满足人类的物质、服务、文化和环境享受的需求，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凡符合上述两个标准的技术活动，都是有利于生态进化的，应该予以支持。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生态进化关乎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延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前提；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破坏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消亡。从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演变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来看，人类历史上有些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古文明之所以失去其昔日的光辉，导致文明的衰落，或者消失在历史的遗迹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文明发展的起源——生态系统被破坏了。当工业文明的巨轮驶入20世纪后半叶时，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大量能源资源的短缺和枯竭。据统计，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不仅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而且还利用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本国自然资源实行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从而加剧了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加速，扩大了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加剧了日益严峻的局面。资源环境问题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我国而言，我们用30年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却在我国集中显现。当前,环境形势非常严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环境的压力还在加大,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压力，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促进生态进化是人类社会长期探讨的主题和追求的价值目标。1972年，世界人类环境大会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应该尊重、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时，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尤其是要满足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1992年，国际环发大会确立《21世纪议程》。这一系列号召和做法,反映了人类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关心，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生态进化理想的追求，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理念，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为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我国政府在拟定发展战略和制定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将促进生态进化作为其战略基点。1994年，中国政府率先制定并出台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之一；1996年，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主张；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由此可知，促进生态进化，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以技术进步促进生态进化，是其内在要义。我们还需要综合利用政治、文化等其他社会力量，以实现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实现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及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撑。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

 

《科学新闻》 (2008年 9月 第2期 观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