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色革命的缘起与形成条件
在20世纪50-60年代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以下称“第一次绿色革命”）如火如荼并于70年代发展到鼎盛后不久，人类经济社会就开始展露“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曙光。
第一次绿色革命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是为解决人口和粮食供求矛盾而引起的可能饥荒问题，由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国际发展署等共同参与推动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增产的农业新技术传播推广活动。第一次绿色革命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及英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在非洲并没有取得成功；与此同时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次绿色革命由世界粮食理事会第16次部长会议于1990年首次提出，设想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国际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培育既高产又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作物新品种。
当今农业发展主要面临以下重大问题：农产品产量、营养及品质共同提高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短缺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农业功能多样化以满足日益扩大的物质与精神需求问题；农村与城市的基础设施与收入差别问题。上述问题的化解，大多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以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的突破、发展与应用，为化解这些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手段。
当今时代，生物科技正推动生物产业迅猛发展，预示着生物经济时代（the Bioec Era）正在到来。生物经济（Bioeconomy）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是一个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相对应的新的经济形态。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农业是通过人工培育，利用生物的生活机能，实现物质与能量的转化，以取得产品的生产部门。农业是生物学应用最重要和最广泛的产业，是率先受到生物经济时代影响的产业。生物经济时代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创造了新的时代背景与政策环境。
当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致使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压力加大，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危胁，农业生产体系出现不可持续性、自然资源基础的质量得不到可靠保障，人类社会的整体生存质量受到新一轮威胁。在全球范围内，面对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危机进一步凸显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食品需求，提升生活质量（QOL），同时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对第二次绿色革命寄予期待，呼声日高。例如，2006年9月1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Jacques Diouf）呼吁国际社会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以满足人口不断增长对食品的需求，同时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环境；2008年5月14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新一代技术和耕作方式的开发利用，使第二次绿色革命成为可能，以便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确保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自2008年4月菲律宾马尼拉群众抗议大米价格飙涨的事件后，菲律宾政府也在通过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试图扭转过去20年对农业的疏忽所造成的危机局面。
在19世纪和20世纪先后发生过四次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即19世纪90年代农业“机械革命”；20世纪初的农业“化学革命”；20世纪前半叶“杂交育种革命”，以及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农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革命或绿色革命形成的条件可以归纳为：
（1）农业重大问题、全球性食品危机出现。
（2）技术及生产工具取得突破性进展，生物科技日益成熟，需要传播与扩散。
（3）政策导向的利好推动。国际社会关于粮食增产与全球稳定、国际减贫等问题形成共识，并且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积极支持并参与农业重大问题的解决，技术主导大国（如美国）调整政策，为农业革命提供技术条件和政策支持。
二、第二次绿色革命与
第一次绿色革命比较
1、相似点
按照绿色革命成功的主要标志：粮食产量普遍性大幅度提高和农业新技术的可持续利用，后者包括人们愿意接受新技术的普遍程度和新技术给生活方式及种植文化带来的适应性，第二次绿色革命尚处于局部酝酿之中，即处在全球性规模化革命的形成之前。第二次绿色革命假设能够形成，那么将在其问题背景、发展目的、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政策等方面与第一次绿色革命具有以下相似之处：
（1）人口与食品供求关系的巨大矛盾。
（2）以解决食品危机为主要目的。
（3）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来开发作物新品种，这些品种在其增产、地区适应性方面优于以往品种。
（4）新品种技术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及食品生产至关重要。出于各种原因，这些技术尚未传播普及到本该受益最大的地区。
（5）政策与农技培训对于绿色革命的范围和最终成功与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不同点
第二次绿色革命与第一次绿色革命的不同点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
（1）时代背景与目标导向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发生在人类社会主流已经进入的工业经济时代，当时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第二次绿色革命面临的是信息经济时代和生物经济成长阶段。在即将到来的生物经济时代，农业的功能，除满足人们温饱条件、为工业增值提供原材料外，还将体现在增进人类健康、提高营养品质和生活质量、满足人们消费多元化和崇尚生活情趣、个性化定制食品和药物以及供人们以回归自然与绿意享受等，即突出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注重营养品质、产品人性化与个性化等“人本化”特征。农业发展目标不仅在于食品增产，而且还在于在食品产量增长的同时，农产品质量得以提升，环境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也就是说，相对于第一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导向主要是增加食品产量而言，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导向是多元的，即在追求食品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提升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2）技术系统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依托的主要技术是植物常规育种和杂交育种，以及与高产品种配套的灌溉系统、化肥和杀虫剂的广泛使用。而第二次绿色革命依托的技术将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以及其他配套的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技术。第二次绿色革命依托的技术，如研制转基因作物种子所需的科学技术，比创造第一次绿色革命农业进步所用的科学技术要复杂得多。
（3）知识产权的界定和研发部门不同
以转基因种子为例，转基因种子主要是由私营公司，尤其是由兼营种子与化学工业的跨国公司研制，而非如第一次绿色革命那样——新品种主要由公共部门投资研制出来。由此带来的种子成本和知识产权问题非常突出，以致成为目前推广使用生物技术产品的巨大障碍因素。
（4）政策环境和政治气候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被认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中实现的，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人口过剩、担心饥荒、慈善事业、冷战政治因素等。这一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被积极鼓励，政策法规相对宽松，有助于农业革命。而第二次绿色革命已不存在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且有关转基因食品等的政策法规更加严格；非政府组织、公众意识和舆论已形成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得公众的关注度和知情状况发生改观，从而使转基因等技术的推广应用面临更多的挑战。
（5）负面效应不同
第一次绿色革命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主要是由于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于农作物品种单一化而引起的农业种质资源减少及农业生态系统退化。第二次绿色革命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主要是食品安全、生物伦理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由于转基因作物种植导致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使用量的减少，被认为将有益于环境。
3、可望从第一次绿色革命获得的借鉴
若要促使第二次绿色革命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展开，还有诸多障碍因素需要消除，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研发成本与发展中国家农民购买力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利益相关者关系，转基因等生物技术产品的规制环境。根据两次绿色革命的异同点，第二次绿色革命可从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借鉴之处在于：
（1）降低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使发展中国家农民能够买得起
在第一次绿色革命期间，新的高产良种和相应的化学物质同样比农民用传统方法培育的种子昂贵，但由于制定了成本减免计划，建立了贷款体系，从而克服了种子成本和农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而转基因技术及其种子成本更高，为此，第二次绿色革命同样需要制定和建立类似的成本减免计划和贷款体系，以便发展中国家农民能够买得起。
（2）加大公共部门投资，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研发的伙伴关系
在第一次绿色革命期间，由于技术研发及其产品几乎全部来源于公共领域，因而不存在知识产权障碍。目前转基因食品的投资多来自私营部门，知识产权保护非常重要，以致有人称“知识产权问题是基因革命的核心”。如何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更大规模的扩散之间建立起适宜的平衡，从而使转基因技术呈现革命性规模化应用，是第二次绿色革命成功的一大挑战。显然，加大公共部门投资，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研发的伙伴关系，将有利于生物技术的保护和传播。
（3）强调农业对全球问题的重要性，通过公共政策来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绿色革命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各级政府、公共机构、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对待转基因作物态度上，各利益相关者应当从农业及食品安全对于全球稳定和安全以及公共福利出发，形成农业发展对全球问题极其重要性的共识。
在“二战”后的30年间，有关政策制定者认为农业发展对于世界和平来说绝对必要，为此美国、亚洲及拉美的决策者从一开始就支持第一次绿色革命。而在当今世界，农业发展对于维持全球稳定和安全及发展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发展”。因此需要加大公共政策的支持，以促进各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推进第二次绿色革命。
（4）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必须制定合适的规制标准，这些标准同时考虑到转基因食品的现实利益和风险
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规制环境极为宽容，科学家可以在各国自由活动，帮助育种和种植高产品种作物，对这些作物生产的食品也不必标识。而当今不同，各国或地区对待转基因食品的法规制度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如果没有一些明确考虑转基因作物对农民和消费者潜在利益的法规，那些本可以从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国家如非洲一些国家，可能会考虑为了获得欧盟的财政援助而打消允许本国种植的念头。
（5）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的过量使用灌溉用水和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而造成的环境负面效应，应当引以为戒。为实现节能减排、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次绿色革命应当强调开发应用高产、环境友好的绿色技术，倡导绿色消费方式，在实现食品增长的同时注重环境可持续发展。
三、第二次绿色革命前景展望
1、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功能定位
根据农业发展问题、经济时代背景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需求，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定位应当是：通过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运用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培育既高产又富含营养的动植物新品种，在促进农业生产及食品增长的同时，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定位，食品、营养、健康、资源、环境、生态等共同构成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领域子系统。其中转基因食品是众多子系统交叉领域，因而从主体与核心的角度来衡量，第二次绿色革命有时又被称为“基因革命”。
2、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必要性与形成标准
第二次绿色革命何时到来？目前发展到了哪一阶段？下一步怎样推进？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涉及到农业革命的必要性与形成标准。农业发展出现重大问题、有危机存在，才有革命酝酿、发生、发展的必要，而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又会促进这种必要和可能的发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才能促使革命真正到来。
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以及与生物能源等相关的能源危机，农业生产体系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基础的质量以及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共同构成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必要性。
从历史上看，由必要性发展成为真正的农业革命运动具有以下五个标准：
（1）该运动能够激发农民的生产动力，新技术给农民带来了纯利。
（2）运动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食品营养，或者兼而有之。
（3）人们普遍愿意在文化上和经济上适应新的技术，而且消费者能够接受农业革命运动的产品。
（4）技术提供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之间彼此合作。
（5）运动是可持续的，在中后期最终无需公共补助。
从地区层面上讲，转基因作物符合上述全部五项标准，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如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中国的某些作物，其转基因产品已占相应作物的33%-80%，因而可以认为，作为第二次绿色革命主体和核心的“基因革命”，从区域层面上讲已在进行之中。但从全球层面上讲，第二次绿色革命尚处于酝酿之中。正如联合国2位高级官员——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和秘书长潘基文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呼吁国际社会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局势一样，要想促使第二次绿色革命真正形成，还需要在全球层面上做出共同努力。
3、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动力机制
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动力，除存在明显的由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需求以及食品安全、粮食危机等压力所构成的外在动力外，还存在不易为人们所直观的根本的内在动力，即以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也就是说，作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形成的外在条件，经济社会及环境可持续发展需求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拉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作为内在条件，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将推动第二次绿色革命。
分子生物学是促进基因工程诞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生物种间乃至界间杂交的理论基础。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的发展揭示出生命本质的高度一致性。这种高度一致性使基因在不同生物体之间转换表达成为可能，使得来自两种生命形态的基因可以融为一体，自然界物种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各种生物的基因可以通过基因工程实现通用。它从根本上导致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边界淡化和农业可拓展性，不仅深化了对生命活动机制和生命本质的认识，为生命的起源提供启发和线索，而且深刻影响到农业、工业、健康医疗等领域的发展。
4、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目标愿景：新型农业体系
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内在动力机制同时构成了生物经济时代农业拓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农业革命的历史上，农业领域经历过两次规模化整体性拓展：①第一次拓展，由狭义的农业即种养业，拓展到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与农民生产直接相关的副业（俗称“大农业”）。②第二次拓展，拓展到除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外，还包括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的农业前部门和由农副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及有关服务所构成的农业后部门。在生物经济时代，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的推动，将促使现代农业突破常规农业范畴，并最终从整体上促成新的“第三次拓展”，即由“大农业、农业前部门、农业后部门”构成的“常规农业系统”，拓展到包含常规农业系统在内，并包括食品、营养、健康医疗、资源环境和生态等生物相关子系统在内的新型农业体系。
农业革命又被通俗定义为：农业上的完整性变化（A complete change in agriculture），可见“革命”是与“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者，常也”，常规农业系统是相对于农业新的革命所产生的将要拓展（变）的部分而言，相对保持不变（经）的部分。由常规农业系统和其他拓展的子系统共同构成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新体系，契合并揭示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食品、营养、健康、资源、环境、生态等领域的相互关系和目标框架，将发展成为第二次绿色革命后、未来生物经济时代“现代农业”新的框架模式和战略愿景。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科学新闻》 (2008年 9月 第1期 观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