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产生、存在与发展首先面对着大自然；同时还面对着人们对自身存在、生长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二自然——文化。文化是人类在极其漫长而艰辛的发展历程中，自身营造而渐渐形成的。从整个世界看，有中华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以致于有多少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就有多少种具体的民族文化。但就全人类总体的文化而言，抽象出具体的民族特点从其实质性内涵审视，我们可以发现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文化建设上走着一条通向自由发展的道路。其文化的构建中心也客观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形成、变化与升华着。

 

人类产生初期，自身生存能力极其低下。人们在长期的自身生存威胁与磨难中面对不理解的现象、景观的发生，渐渐地形成了崇尚神迹的传统，并把这一切都越来越归之于一个不可理遇的“上帝”、“神”在起作用，从关于万物起源的盘古王开天辟地到希腊神话、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教派、教义的产生、兴盛与统治。形成了以“神”为中心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家教礼仪、风俗仪式、家（种）族法规的建构，产生了“神道”、“神性”、“神权”、“王权”、“皇权”、“族权”的统治。

 

必须看到人类早期面对神秘的大自然，随时抵御来自于大自然、外族的侵袭。解除人们精神上的徨恐、茫然，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观念意识，联合起来共同对待，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因此，客观上这种用“神”来统领起那个时代人们精神上、意志上的无奈、彷徨，确实较好地起到了促进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凝聚与提高。从而使人类（发展）艰难地渡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有效地发展了农业经济。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劳动产品的丰富，人们的生存力、能动性、创造力越来越强盛后，统治者以其“神权”来抑制、压迫，封建等级的阻碍、束缚与人们自身发展的诉求愈来愈对立冲突。这时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封建神学的愚民政策，那种为来世、为了别人的服从式的精神理念影响了人的内在发展动力，严重地压制着人们愈来愈强烈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个时代就开始了动摇。人们的思索、企求与斗争使人们从对“神”的迷信的思想牢笼中解放了出来，人类的文化建设从精神理念上就出现了一个质的转变与升华的要求。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以摆脱了满足于自己使用的生活品生产，开始了为了交换而进行商品生产后经过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压抑和酝酿，在西方自由交易金融贸易的发展首先从商品经济上使人类走向了“市场”化的致富发展中，人们终于发现要从关注人的死后，从人的来世转到关心自己的今生今世。人应该为自己的今生今世而谋求幸福，“神”并不存在。用“人性”反对“神性”，强调“人权”、“人道”，人的价值、理想和力量，把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宣扬人是尘世的上帝，人性、人权、自由、平等、理性的重要。以人文主义为先驱，文艺复兴集中代表地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构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反映在政治上使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与建立，人们的创造积极性迅猛而全面地爆发了出来。很快地外化造就出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出现与迅猛发展，科学文化便成为了社会主流文化，建立并形成了现代教育观念与模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致使世界开始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使人类走入了物质富有，由曾经是这个地球上的一员成为了万物的主宰，使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作用越演越烈，以致于到了破坏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生存家园的地步。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日见明显，世界上的人们的交往越来越直接而频繁，不同民族文化观念的相见、对话、对接、融合就在所难免。而现实也出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发展中对别的文化有意或无意的曲解，甚至用贬损异文化，忽视其他文化，用“妖魔化”某种文化来显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乃至于用狭隘的偏爱性以取得国际事务上的话语霸权、主导权，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现象都时有发生。这时，客观的发展就向全人类在文化建设上的构建中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球科学通过对数十万年的具体数据分析研究已经证实，由于人类活动而造成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活动几乎是同步的。并且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极其强大，其科学技术发展已开始了从自发发展时代进入了自觉发展的时代，人的活动对于地球乃至于天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越来越直接与加剧。这时，人们活动的能力过量使用与误导的进化将会给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客观上就要求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地解决好生态和谐，防止危机、做好物质文明建设。既在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的同时也要调整、节制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

 

自古以来，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一旦有了一定的条件后，就常常通过“战争”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土疆界的资源实力来求得更大的富有与昌盛，形成了物质富有→战争→再富有的竞争发展模式。这是人类面对物质资源生产极其有限时，非常实际的选择，并有效地强制性地推动着人们不断地增强自身发展的开发能力，促使强势集团、民族、国家的迅猛发展与壮大。

 

战争的破坏性、野蛮性使人类深深地体味到了它的残酷与非人性，人们不惜以正义的战争来制止、扼制、消灭战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形成与完善，以及双方军事政治斗争实力愈来愈走上抗衡相当的基础上，使以往你死我活的争斗演化转变为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的在以劳动为手段的市场竞争中体现自己的力量，谋取更多的财富，逐渐地由“战场”转向了“市场”。当经济基础的提高，到以科技发展来支撑着经济发展后，人们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在自由流向越来越发自主体内心意向的选择中，越来越重视不仅能够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同时还能解放自己，挖掘自身力量的时候，以不断完善自我，通过知识、科学技术的发展“更高、更快、更强”地创造出无限的社会财富，调动、引发出人们中蕴藏着的无限的创造源泉。将一步一步地由“市场”转向“赛场”，使人类发展史上真正开始了物质富有→精神富有→物质富有的良性竞争发展模式。

 

在自身发展的物质富有中，通过武力的战争来维持和谋求进一步富有的发展途径，看起来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其实不然。不排除双方竞争、对峙实力出现失衡时，往往会出现有利于对峙实力强盛一方并掌握主动权使斗争形式升级，以至于出现暴力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为此，那种从传统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出发，认为一个发展强国实力增长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引起世界霸权的武力兴替的言论看似有理，但却没注意到这一时代态势的变化及发展起来的各国人民的力量。人类及其社会实践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谁采用武力发展，谁将受制于武力。唯一正确的发展之路是在寻求物质富有中通过自身及其引导人们的精神追求，以实现自身精神文化的富有来有效地促进自身发展而进一步物质富有的良性循环。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建设的日益发达，不同的民族、国家，人们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等的相互来往、交流、乃至于互相对比、对话、碰撞、兼容、促进将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前所未有的万象更新之势。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影响越来越直接与加剧，这时如何避免和防止这种必然面对着的交往与磨合中而有可能产生的种种不一致、不理解、以至于包括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矛盾与冲突，怎样更好地面对并运用这个人类发展必然交汇出互相交往的大好时光，充分地整合好我们的自身发展呢？这就给我们人类提出了必须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与社会），既考虑局部更顾全整体，以达到整体、个体的协调发展，整个“地球村”社会有序、人与人的和谐——和而不同的命题，做好社会文明建设，使人类社会在共同努力中实现一个相互尊重、和睦相处、自主充实、竞相争取创造发展的局面。

 

面对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节奏、竞争压力随着日益飞速发展着的人们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影响的加剧，尤其是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在职业角色越来越专业化，而个人角色越来越社会化相统一的竞争发展，已开始使人类生产在物质生产为主体的发展中出现了精神生产的凸现，其超越单纯的物质需要向复合的精神需要升华的变革。不进则退、风险倍增、诱惑甚多的现实实际，使人们的精神健康状态遇到了极大的威胁与危机。这就需要人的内心与自身身体力行的和谐，既包括外在身体也包括内在心理两方面的协调一致，通过实践以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德、心理素养来迎接时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处理好个人自身的内心与身体力行的和谐。不仅解决现实的、现世的、社会的物质性难题，而且还要不断地探询永恒的与人类共存的精神难题，向心灵深处挺进，走向精神的极致，做好个人精神文明的追求与建设。使我们的个体生命都能真正地生活在健康、向上、幸福的发展之中。

 

各种文化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也都具有独自的优势和鲜明的特点，只有在以“和”为中心的构建中才能从相互接触、交流、交融、碰撞、磨合中促进彼此间的理解、沟通，产生、提升、凝练、升华出人类共同发展的精华。使我们人类走向更加智慧、文明、高尚、自由；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类文明的继承者，不断开拓的创新者。我们人类就是在这所面对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斗）竞争的形态的变化发展中，一步步地前进、前进、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