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个深冬的下午，我独自来合肥闲逛，无意中撞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阳光透过稀疏的法梧树梢，洒在灰白色的建筑物上，清凉中透着几分暖意。眼镜湖边，报春的寒梅吐出了几粒红色的蓓蕾；中心广场边上，伟岸的雪松舒展着苍劲的肢体。路上极少行人，寂静中张扬着一种学府的深沉。
我惊讶于她的宁静和朴素，沉迷于她的氛围和气度。
此后二十年，我有缘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愉快地享受着她的宁静，体会着她的不同凡响。
科大是讲究“红专并进”的，这四个字一入校训，便再也无人能够将它舍弃——初进科大的人每每恍惚于它的时代烙印，离开的时候往往又觉得它无可替代；但科大又是最不讲“政治挂帅”的，即便是“文革”鼓噪得最厉害的时候，派性斗争在科大也没有太大的市场——任何环境和条件下，学术都在科大人的心里，没有争议地摆在第一位。
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对科大人来讲，这一点却是顺理成章的。
科大的缔造者主要有两种人：一是开国元勋，像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一是科学大师，像钱学森、严济慈、华罗庚等。他们要建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而是能为“两弹一星”等现代科技培养人才的精英大学。
聂荣臻元帅曾深情地说，我愿将后半生奉献给我国科技工作。后来，周扬同志由衷称赞：“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和他一样有着“动人的愿望”的钱学森先生则豪迈地说：“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显然，“向现代科学进军”，发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尖端科技，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中国科大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科教报国成为它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也成为“红专并进”的最佳阐释：“红”体现为爱国热情、报国之志，“专”体现为学术至上、勇攀科技高峰，用郭沫若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协调并进；“红”是有确定指向的矢量，“专”是矢量的长度，用钱三强先生“红专矢量论”来解释，就是既要方向对头，又要推力强劲，才能无往而不胜。
显然，科大人的“红专并进”说的是专心致志学好科技本领，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富强作贡献这样一个简单而质朴的道理。
著名化学家杨承宗先生回顾自己的人生时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化学专业。”足见在科大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在老一辈科学家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去年底，我有幸在绵阳见到了一批科大的早期毕业生，他们为了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和最宝贵的智慧。时至今日，历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的他们，早已白发苍苍，可那一颗颗晶莹的泪珠中依然抑制不住报国的激情。四十多年前学唱的校歌，他们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
二
如果把“红专并进”理解成世界观的话，那么“理实交融”便是科大人的方法论。科大校训中的这“另一半”，同样是科大品格的基石。
中美教育比较研究发现，美国人创新能力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教育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培养他们善于独立思考，提出问题的能力。因此，当年杨振宁先生给科大少年班学生提出的一个忠告，就是“学会质疑”。
这一点，恰恰是科大人与众不同的地方。
科大从一诞生起，就强调课堂学习与科研实际训练紧密结合，让学生在学习、实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造的循环往复中，掌握学习方法，形成思维模式，陶冶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交流、善于交流、期待交流、享受交流，成为科大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正因如此，不少到科大进行学术交流的学者都有同样的感觉：这里的学生很活跃，喜欢追着提问，乐此不疲。而且，科大人判断一个问题，首先考虑的因素不是长官意志、权威主张、书本意见，而是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平时畏首畏尾的孩子，只要到科大磨练一年，往往变得非常善辩，喜欢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别人的观点提出各种质疑。
学术的发展贵在交流，在交流中臻于至善。科大人办学50年，之所以硕果累累、桃李天下，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样一种学术文化的滋养。
“理实交融”首先是一种典型的学术文化，在这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熏陶之下，科大的管理也深得“理实交融”之精髓。对此，科大的管理者可谓深受其“苦”，出台一个政策，做一件事情，往往首先受到的是一股脑儿的批评与质疑。科大人已经习惯于凡事先问个为什么，凡事先思考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当然，质疑不是目的，而是让事情更加科学的一个途径。典型的例子是，科大近十年来既没有扩招，也没有随行就市搞综合性、大而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强的发展定位。压力当然很大，可为什么要改变自己呢？改变自己的好处在哪里？科大人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结果就是坚持自我。
这样一种习惯，就来源于“理实交融”的校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批评质疑的思维，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
科大的78级学生毕业那年，集体捐款，给学校送了件礼物——一座孺子牛雕塑，坐落在老图书馆背后的草地上，宽厚的基座上，两条牛肩峰突出、体健力劲，背向奋蹄，仿佛要扭转背负的偌大地球。
据说，它原来的名字叫“扭转乾坤”，后来有人觉得名字取得过于张扬，和科大的校风不太符合，因而改作了现在的名字“孺子牛”。不过，名字改了，雕塑透出的那股精气神却没变。她因而成为80年代科大人的精神图腾——科大人将骨子里的追求卓越、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通过一个昂扬的雕塑进行了一次含蓄的抒发。
那是一个科大的年代。少年班的横空出世，研究生院的首次创办，第一个大科学工程的奠基开建，海外杰出科学家的纷至沓来……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使科大为世人瞩目，成为国内青年学子热切向往的科学殿堂，而他们在诸多与国内一流名校学子的同台竞技中的杰出表现，更为这所意气风发的大学增添了光彩。
科大人熔铸在血脉中的争创一流的豪情再次迸发。
而在此前，北京初创时期，新生的科大在建校后次年便跻身国内重点大学行列，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严济慈、赵九章、贝时璋……云集的科学大师为科大人浇筑了“创新报国、卓越至上”的价值追求。
“文革”期间的下迁合肥，则使科大元气大伤，师资、设备几乎损失殆尽。是这样一种追求卓越、永不言败的精神传承，支撑着科大人在这片由农舍、菜地所包围的破败的荒野上，重新爬了起来。
如今，走在这宁静的校园里，第二茬科大人会告诉你：这儿原先是一片水塘，是人们一锹土一锹土填平，成为一片绿地；那儿曾经建过一座窑厂，老师们动手烧出的砖建起了这座化学楼……
你不禁感叹，科大人追求卓越的梦想，竟然曾经是如此的艰辛，如此的执著。
毕业生当选两院院士比例高达1‰，为全国之冠；连续5年有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为高校绝无仅有；理学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覆盖率100%，七成以上毕业生获得博士硕士学位……
或许，人们很难想象，一个仅有50年积淀的大学，如何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我想，只要读懂她艰辛卓绝的奋斗历程，读懂她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精神追求，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四
当然，还得说说“不要命的上科大”这句话。老科大人一定很自豪地告诉你：这句话在80年代流传甚广，但它的起源却在北京。
穷困与刻苦，似乎是科大人与生俱来的特征。科大在北京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学生甚至是光着脚板、挑着行李，从火车站一步一步走进校园的。很多人冬天的时候，甚至连个褥子都没有。然而，他们玩命学习的劲头却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当年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时，要辨识科大的队伍很容易，哪个队伍穿得最土、一停下来就看书，肯定是科大的。
在那时，就有了“通宵教室”，每天深夜两三点，熬夜学习的同学刚刚离开，晨读的同学已经踏着星光赶来。“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这句话从此流传开来。
落魄到合肥的科大人，依然保持着这股“拼命三郎”的精神，“通宵教室”继续在黑夜中闪烁着光芒。直到市场经济大潮将高校的学风冲击得七零八落，这里依然如故。以至于有社会贤达之士感慨地说：“中国之大，也许只有科大还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话讲得有些沉重，也未必符合实际。可科大人的勤奋与刻苦，却没有丝毫的虚假。
当然，不仅是学生的学习劲头足，拥有“玩命”精神是所有科大人的特征。走在夜晚的校园里，和教学楼里明亮的灯光交相辉映的，还有一个个实验室。一大批博学名师和青年才俊孜孜不倦，挑灯夜战，辛勤耕耘。他们用献身科学的实际行动，熏陶着一代代科大的后来者。
五
很多人都一个心愿：科大应该有一个像样的梅园，冰封大地的时候，红的、白的、黄的、粉的梅花，香满校园。因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种刻苦的精神，已经成为科大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不过，这个心愿注定很难实现。科大人太随性了，学术以外的东西，很难引起人们的持续关注。即便有人要勾画这个梅园，也大约不过是在某一空旷之所多种几株梅花而已，不会有高巧的规划，也难得有精心的雕琢，更不会有多少名贵的品种。
于是，科大人便一直这样随遇而安地习惯于踏雪寻梅，教学二楼前零散的两株，眼镜湖边稀疏的一丛，西区芳华园边蓬松的几棵……
好在梅花有其沁人心脾的芬芳，不用到处寻找，循着芳香走去，没准在校园的哪一个角落，就有一枝春意绽放——就像我二十年前偶然碰到的那株寒梅一样。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