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各领域的科学家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物理环境的变化预示着地球气候的变化。绝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20世纪到21世纪的工业化发展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现在，不但大多数的美国人认同这些观点，而且，他们急于试图通过各种科学途径来缓解气候变暖的趋势。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认同的观点也许是建立在不正确的证据之上的，而且他们所期盼的改变全球变暖的趋势也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笔者认为全球气候的微小变化是工业化、城市化、森林砍伐以及其他一些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其次，个人目前提倡的基于“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原则上的个人行为的调整，以及“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习惯的培养及技术的开发，将会使环境、经济、甚至政治所受益。

 

当前主流环境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一些活跃分子认为，面对“气候怪兽（climate boogeyman）”（CNN最先使用这个词），我们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用可再生能源（例如生物能、水能、核能等等）来驱动交通工具，提供家庭和工业用电，同时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但是，对于我们目前面对的危机，这些措施都治标不治本。这些措施可以缓解能源的供需不平衡导致的经济紧缩，但是对气候变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却无能为力。比如海平面的上升、气温变化和极端气温导致的对供暖或者冷气的需求、全球水资源的再分配和由此导致的农业带的变化，以及全球生物带的空间再分配等。生物带的再分配可能导致非经济生物的灭绝（如果非经济生物没有迁移的能力，没有迁移到合适环境中，或者它们遭遇到其他的问题，如食物、风暴、野火、干旱等。此外，与由于环境的、政治的以及经济问题而迁移的物种之间对于适宜发展的地域的争夺也可能使一些物种灭绝）。确切地说，提议的技术层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仅仅是延缓了这些无法避免的改变。

 

另外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和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将会解决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寻求新的经济活动的人来说（或许，这些经济活动不仅仅是指研究经济领域内第三产业之上的发展，而且也可能包括新技术开发使得新资源的工业化提取成为可能，同样也包括制造业的发展促使新技术的传播），利用科技发展解决当前的问题是一种可行的方法。由于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的环境和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的决策者认为，美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和降低未来气候的不可预测性是同样的重要（或者，经济发展更重要一点。大多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及所有的民主总统候选人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问题）。这种趋势使得“清洁”以及“绿色”经济成为香饽饽（gold rush）。汽车制造商道奇（Dodge）已经在制造混合动力汽车了。不幸的是，从来都没有环境友好型或者环境无害型的经济活动。

 

相信科技会改变我们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实质上是鼓励改良技术。而改良技术的结果是加剧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同时促进地球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毕竟，我们是人，只是人而已。我们怎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习性呢？尽管，辞令上称科学的努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比如，研究大气空洞从而研究空间构成以及搜寻其他星系上的生命物），理念上我们相信技术的革新是可喜可贺的（例如，传播和使用基因工程改造的动植物），任何对人类（或者少部分人）有益的都是正确的、可接受的（比如，尽管高辐射性废弃物必须永久储存，然而产生高辐射性废弃物的相关产业依然是可以接受的）。人类看上去似乎不可能为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而做出必要的牺牲。这不是可持续或者谨慎的态度。想想看，一旦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预测成为事实，很多美国人会受到海岸以及河流洪灾的影响；气候变化将导致很多地区缺乏淡水，增加用于供暖、制冷和交通的花费，人们以前期望的以及正在依赖的资源也将变得遥不可及。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我们没有彻底地改变自己环境不友好的行为，或者我们改变的太迟了。气候变化导致的一系列灾难一旦发生，我们的家园就可能崩溃。

 

美国人未能真正揭示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科学家研究的、决策者关心的以及媒体报道的导致气候变化的那些因素只是可能的而非根本的。我并不是说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是那些尚未被发现的新的环境问题，而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不在当前受关注的讨论范围之内。我认为，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一个空间地理的分布问题，这种分布反映了社会主流思维模式（dominant social paradigm，DSP）。

 

当前社会主流思想认为，做人应该享受高品质（即高能量消耗型）的生活。为了满足这种思想，人类开发矿产资源并且依赖它生产其他的消耗品。可笑的是，人类的欲望使得我们对地球矿产资源越来越依赖，也越来越难以满足。过去200年以来，人类食物的供给得到了极大满足。但这却导致了发达国家人口健康的问题：肥胖以及缺乏适量的运动来消耗从食物中摄取过量的热量。我们试图达到消耗和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消耗包括物质的、其他人的和环境的。从生态学上讲，基于物质和能量的守恒理论，由于消耗品必须有出处，废弃物必须有去处，增长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可持续的。因此，不论我们如何提高工艺的效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事实上科技发展对环境始终是有影响的。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享有“高能量消耗型”的生活模式，科技发展的收益被高能量消耗性生活模式的广泛使用所中和。事实上，由于能量密集型产品和消费的增加，对地球能源资源的提取不可能人为地减速，全球气候变化不但会继续，而且有可能加速变化。

 

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不在技术方面而在于对空间地理的认识。正如前面提到的，导致问题的关键是与空间地理相关联的思维模式。如果人类真地期望美好的未来，真地期望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那么，我们应该尝试将人类的需求控制在自然供给的限制之下。我们需要地理学家、规划师和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来支持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开发基于低能量消费的社会发展模式。工作和生活基于一体的社区意味着降低交通需求（不包括散步以及其他的娱乐活动），使用当地资源（而不是大型的、规模化的设备装置用于农业生产，提供工农业用水、废水管理、发电等等）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从而更加满足社会的需要。

 

人类的生活是诸多学科很多人研究的课题，可是看上去她好像完全独立于学科交流以及处于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辩论之外。地理学者应该更多地参与政策性辩论。我们曾经研究的以及目前正在研究的都是与气候变化直接关联的。地理学应当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去。这一点对于美国地理学者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目前生活方式对全球资源的消耗远远地超过了其他的生存方式。很多人相信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学习其他国家（人）的优点。如果你相信美国是世界的领导，那么我们应该有信心开创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可持续发展生活模式。

 

注：约翰·提芬巴克（John Tiefenbacher）是美国Texas State University地理系教授，原文发表于2007年8月的美国地理联合会西南分会（SWAAG）快报。